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愈发清晰；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溧阳发现的鲍家遗址，为认识8000年前的江南社会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处史前遗址现存面积约2至3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8100至7500年，是目前长江下游钱塘江以北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之一，其鲜明的文化特征被学界称为“最早的江南”。 从地理位置看，鲍家遗址位于环太湖流域，该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指出，遗址年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关键阶段，与浙江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存在关联，同时又呈现相对独立的文化面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专家论证认为，鲍家遗址填补了“马家浜—崧泽—良渚”考古学文化谱系框架之外，环太湖涉及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关键空白。 考古发掘展现了远古江南先民的生活场景。发掘区位于聚落最东端，高台地内凹形成低洼的喇叭形河口，向东逐渐变宽，并与外围水域相通。先民在土台上临水居住，开挖柱坑、建造房屋，遗址内至今仍可见200多个大小不一的柱坑遗迹。生活垃圾倾倒于近河口的低洼坡地，长期被水覆盖，饱水环境使大量陶片与有机质遗存得以较好保存。 出土遗物数量多、类型全。厚约2.5米的堆积中发现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等人工遗存，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陶器器类丰富，常见器形包括釜、罐、盆、钵、碗、盘、壶、豆等。遗址还较为罕见地保存了带榫卯结构的木构件、竹苇类植物编织的席类遗物，以及麻或草编织的绳索等有机质遗存，为研究当时的建筑技术与日常生活提供了直接证据。 从生业方式看，先民采取多元的生存策略。浮选结果发现炭化稻及大量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遗存，显示水稻已进入驯化进程。但农业并非主要生计来源，采集与狩猎仍占重要地位。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包括鹿、犬、猪、圣水牛、貉、欧亚水獭、小灵猫、兔等哺乳动物，鸭科、环颈雉等鸟类，鲤鱼、青鱼、草鱼等鱼类，以及龟、扬子鳄等爬行动物，并伴随大量蚌、蚬、螺、贝等水生软体动物。丰富而多样的动物资源利用，反映出当时江南地区良好的生态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遗址中螺壳的大范围堆积，显示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与处理方式，此传统在环太湖流域此后长期延续，为梳理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线索。 从地理环境演变看，8000年前的江南水乡具有不同于后世的自然格局。当时广为人知的太湖尚未形成，发源于丹阳大泽的古中江水系向东流经太湖西部平原后汇入相关水域。太湖西部平原位于宜溧山地北麓，较高的地势使水域被分隔为纵横交错的水网。以鲍家遗址为代表的聚落多择高地而居，利用河谷溪流在洼地汇集的水源开展生产生活，显示出早期江南水乡的聚落形态与日常图景。这种对水环境的适应与利用，为后世江南水乡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鲍家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具有多上学术意义。其一，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提供关键材料，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其二，较为完整地呈现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先民的物质文化与生活世界，拓展了对早期社会的理解。其三，为建立与完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区域考古学文化框架的补充与细化。
从柱坑的布局到榫卯木构，从一粒炭化稻到成堆螺壳，鲍家遗址呈现的不是抽象的年代标签，而是一套与水相依、因水而生的生活方式；它提示人们，江南水乡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选择的互动中逐步塑造。把这份“最早的江南”研究好、保护好、阐释好，不仅能补齐区域史前文化序列，也将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路径提供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