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篆刻艺坛群星璀璨，葛昌楹与徐穆如的交往尤为值得关注；这段因缘不仅展现了篆刻艺术的代际传承，更深刻反映了民国文人艺术家的精神风貌。 徐穆如以温文尔雅的艺术气质众多篆刻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葛昌楹最为赏识的同门弟子。作为吴昌硕一系的传人，徐穆如的篆刻风格独具特色。他治印取法秦汉经典，兼擅元代朱文印风，在刀笔运用中融入深厚的书卷气韵。这种风格与吴昌硕苍浑厚重、气势磅礴的"缶翁体"形成鲜明对比。葛昌楹曾先后请徐穆如刻制多方印章，包括"葛书徵宝爱物""平湖葛氏五玺阁秘笈""书徵持赠""葛昌楹书徵平生真赏""书徵欢喜"等作品。这些印面虽然尺幅不大，却以布局疏朗、线条清洁见长。葛昌楹将这些细朱文印章视为案头"清风"，足见其对徐穆如艺术水准的推崇。 艺术交往之外，两人在社会责任意识上也形成了共鸣。1925年2月，《申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嘘云阁主人鬻书助振》的广告，由徐穆如代为发布。葛昌楹以出售书法作品所得捐助家乡赈灾，康有为、曾熙、王一亭、吴观岱等文化名人同时署名响应。该事件表明，民国时期的篆刻家、书法家等文人艺术家不仅追求艺术境界提升，更将"急公好义"视为自身的社会担当。一则小小的广告，将"篆刻家"与"社会责任"两个身份紧密结合，为徐穆如日后在艺坛赢得"儒刻"的美誉埋下了伏笔。 葛昌楹在推广篆刻艺术上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索。传统印谱制作工序繁复、印数有限，难以广泛流传。为了突破这一局限，葛昌楹创新推出了"印箑"这一新颖形式——将名家印蜕与边款直接拓印于扇面之上，再配以行草题跋，分赠友人。这种做法既保留了篆刻艺术的精髓，又使高古印学进入日常生活，成为文人雅事的重要载体。1939年《丁丑劫余印存》完成后，葛昌楹将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一印朱文贴于扇面，自称"寒斋藏印至宝"。随后，"西泠八家""晚清四家"、邓石如等专题印箑相继问世，一时间风雅流传，成为艺坛佳话。 戏剧评论家苏少卿曾在陆府邂逅葛昌楹，获赠邓石如"意与古会""江流有声"二印箑。苏少卿随即撰写长文《传朴子藏印拓扇》为其宣传，既赞颂邓石如"以书法刻印名动公卿"的艺术成就，也道出了葛昌楹"让高古走入日常"的文化理想。这种将经典篆刻艺术转化为可流通、可欣赏的文化产品的做法，说明了民国文人艺术家的创新意识和文化自觉。
一方细朱文，见的是刀笔分寸与秦汉遗意；一则鬻书赈灾广告，映照艺坛人士的公共心；一柄印箑流转，则让高古之美穿行于日常交往。回望这段因缘，其价值不止于"谁刻谁藏"，更在于提示传统艺术的生命力常来自两端：既扎根于严格的法度与审美，也回应时代的现实与人心。守住根脉、拓宽路径，方能让金石雅风在当代继续清朗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