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儒把目光锁定在了中企出海的难题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的一把手，他准备给那些在海外遭遇不公平打压的企业撑腰。过去一年，他重点盯着的是怎么维护海外权益、怎么解决执法难题，还有怎样让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市场连得更紧。 提到投资出海，就不得不提那些上市的公司。它们已经从卖产品转到了投项目，靠着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赚大钱，这是咱们国家扩大开放的重要一支队伍。现在统计显示，2025年上半年大概有七成的A股上市公司，境外收入占了他们全部收入的14%。这其中有522家上市公司的境外收入甚至超过了50%。这种出海投资不光能帮外国发展经济，也能推动咱们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不过现在情况挺复杂的，无序竞争、人才不够、人员资金出境不方便、维权难这四大问题让不少企业吃了苦头。杨宗儒发现，一些公司的重要权益被人恶意打压或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甚至导致境外的子公司失控或者被迫出售、经营权被取消。 为了堵住这些漏洞，杨宗儒提出了两个招数：一是要搞一个出海投资引导机制。国家得设个专项协调机制，统筹规划一下，让企业优先去那些有利于发展新生产力和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地方投资。还得让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带头示范，避免大家一哄而上。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把各部门现有的那些指南整合起来，搞出一个统一的分级预警系统。每年针对不同地区都要出一份出海指南。另外还要推动那些国家层面的服务平台落地见效，构建一个上下联动、内外联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对于那些被外国不合理打压制裁的重点企业，杨宗儒也有了新办法：建立专项应急支持政策体系。比如说让政策性银行给快速批点低息贷款；支持保险机构开发被制裁保险；给这些企业开辟一条快速进入“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通道。 除了维权问题，杨宗儒还关心起了执法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实践中他发现非诉强制执行的法律不太健全，影响了处罚和监管措施的效果。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短板，他有三个具体想法：一是推动出台保障监管措施执行的法规或司法解释；二是修订诉前财产保全的解释或者发个工作意见；三是研究扩大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 最后说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这块儿，“十五五”规划已经有了部署。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不少政策，跨境产品体系越来越丰富。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杨宗儒又提了三方面的期盼：一是要构建适配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创投体系；二是要打通资金跨境流动的通道；三是要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的政策制度和产品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依托广州黄埔科学城这些科创聚集区设立跨境创投试点；简化审批流程引导境外资金通过港澳进来；扩大QFLP余额管理制试点范围；允许额度灵活调剂支持更多境外机构参与；在大湾区内建立专项服务体系；逐步实现资格互认等创新；适度放宽产品范围视情况放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