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东郯城一个村里的刘存溪写下了关于日军暴行的回忆。1940年，郯城城郊的日军警备队和日本宪兵队对村民进行了严重的剥削和残酷的折磨。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他当时是村子的村长，刘存溪给了1540元给日军警备队。1940年的春天，小麦刚收割完，临沂的宪兵队、小林部队、小池部队、伪县府、伪石河大队、警备队、联庄会和乡公所就开始索要粮食。刘存溪挨家挨户凑齐了粮食，然而没到半个月时间，日军警备队又来要钱，这次要给他们2856元。此外联庄会还要每个月的办公费28元，自卫队的薪饷、伪乡公所的费用和日军的慰劳金等总计要1540元。还有碎铜烂铁230斤。日军催款的人个个如活阎王，带着手枪和棍子逼迫刘存溪快交钱。如果拖延不给或者还不起钱，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这次苦难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日本兵和伪军一起到村里敲诈勒索。他们诬陷村里给八路军存粮食，刘存溪被打了一顿还被罚小麦2700斤。最后刘存溪凑了295元给日本兵。不过他们还不肯罢休，在汽车走到半路时又把村民地里未成熟的玉米掰了一车拉走。后来他们再次下乡扫荡时要求村子出30多个青壮年为修铁路劳动一个月。劳工们被折磨得难以忍受纷纷逃跑，结果两个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据点残忍地剥皮抽筋。刘存溪亲眼目睹了这一暴行。 在这些折磨下许多家庭已经倾家荡产不得不到处流浪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刘存溪依然记得这次经历并留下了这些铁证控诉日军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