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乡村治理“软指标”难落地、农村金融“缺抵押”难破题 在不少农村地区，移风易俗、环境整治、邻里互助等文明行为常常停留在倡议层面，评价标准不够清晰、激励机制相对不足，容易出现“干部着急、群众观望”的局面。此外，小微经营主体和农户融资长期受抵押物不足、信用信息不完整等因素制约，“想干事但贷不到款”较为普遍。如何把文明建设的“软要求”变成可操作、可评价、可激励的“硬机制”，并与金融资源有效衔接，成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共同面临的课题。 原因：以制度化、可视化的信用画像，补齐信息不对称短板 费县的探索从“可量化”切入，把美德行为转化为积分，通过规则清楚、过程公开、结果可查的方式，形成金融机构可识别的信用画像。在新庄镇祥和村，村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环境卫生、践行移风易俗等获得相应分值；对违法违纪、失信违约等行为设置“一票清零”等约束条款，划清底线。更关键的是，积分认定不由个别人说了算，而是定期召开“积分评议会”，由党员、村民代表等共同参与，现场核算、当场公布，并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开透明的流程减少了道德评价的随意性，也提升了规则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影响：积分既促文明又促增收，“美德—信用—金融”形成闭环 在祥和村，积分既能在村内兑换生活物资、农资用品等，也与金融授信联动，打通“积分到信用、信用到资金”的转化链条。村民刘西彩凭借积分获得银行授信，拿到10万元贷款后开办小型超市，实现稳定增收。这表明，当信用能够被量化并被金融体系认可，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容易被调动，“做好事有回报、讲信用能受益”的导向也更易形成共识。 从治理效果看，积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转变。据当地介绍，随着祥和村积分累计增加、兑换覆盖面扩大，村庄环境整治、红白事简办、垃圾分类等工作参与率明显提升，村集体经济也实现增长。其背后在于，一套可执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把公共利益与个体收益适度关联，使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推动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治理格局。 对策：从试点走向县域推广，关键在“标准、监督、风控、协同” 为防止“积分泛化”“评议走样”等问题，费县将积分事项细化为多类别、多条目清单，尽量压缩模糊空间；同时以群众评议、公开公示为主要监督方式，减少暗箱操作。金融端则通过与地方治理体系协同，提高对农户信用的识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控压力。 目前，该机制已在多个乡镇街道、数百个村庄推广，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和经营主体开展集中授信，授信规模与放款规模同步增长。县域层面的实践说明：当规则可复制、流程可执行、监督能落地，积分评价就能从“村级探索”扩展为更系统的做法，为普惠金融下沉提供抓手，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 前景：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场景，让守信受益成为长期制度安排 从长远看，“美德信用”要走得稳，既要保持激励力度，也要守住公平底线。下一步，费县提出将美德信用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场景，探索与医保缴费、养老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资源衔接，推动信用激励从物资兑换、金融授信逐步拓展到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领域。同时，还需完善数据治理与动态管理机制，建立申诉复核通道，强化对负面清单的法治化衔接，确保“奖优惩劣”有据可依、运行规范。 可以预期，随着乡村振兴推进，农村对金融服务、公共服务与治理能力的需求还会持续增长。打通美德建设、信用体系与普惠金融，有助于形成“可量化、可兑现、可监督”的治理闭环，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费县的探索表明，乡村振兴既要提升乡村面貌，也要培育乡风文明。当美德信用成为可量化的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村金融注入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基层治理的价值导向。这种制度创新所体现的治理逻辑，或许为破解乡村振兴中的深层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经验值得在更大范围内继续检验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