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发展越到关键阶段，越需要用问题导向打开局面。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存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等挑战，各地在谋划新阶段发展时更加重视“从问题入手”。
在安徽六安霍邱县，一场直面经济社会堵点的“吐槽”交流，让多部门把难题摆到台面上；会后以梳理分析形成台账，明确牵头单位和整改时限，推动问题可追踪、可落实。
在四川成都金牛区，围绕新出台政策开展交流并召开企业座谈，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既关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延链补链，也回应中小微企业在融资、用工、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共性难题。
两地做法指向一致：把“发现问题”作为政策发力的起点，把“解决问题”作为提升发展质效的支点。
原因——一方面，结构性矛盾与转型阵痛交织，传统增长路径的边际效应递减，地方更需要在堵点处“开刀”、在痛点处“用药”，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另一方面，治理体系现代化对政策制定提出更高要求：政策若脱离现实需求，容易出现落实走样、资源错配、群众与企业感受不佳等问题。
再者，区域竞争日趋激烈，谁能更早、更准、更深发现问题并形成解决方案，谁就更可能在产业承接、项目落地、人才集聚等方面赢得先机。
问题意识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发展观念的更新：从“等问题上门”转向“到一线找问题”，从“解决个案”转向“治理同类”。
影响——把问题找准、把整改做实，直接关系政策效能和发展信心。
对群众而言，公开征集意见、推动闭环整改，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基层治理温度，形成“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结果有反馈”的良性循环。
对企业而言，靠前服务与精准施策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预期、增强投资意愿，进而带动就业与消费，改善供需结构。
对政府治理而言，围绕高频问题开展系统治理，能够促进部门协同、优化流程、完善制度，把“一件事”的解决沉淀为“一类事”的规则，推动治理从应急处置走向长效赋能。
更重要的是，公开透明的问题收集与整改机制，有利于形成“敢提问题、善提问题、真解决问题”的社会氛围，凝聚发展共识。
对策——把“找问题”做成常态，需要在机制与方法上同步发力。
其一，坚持开门问策，突出一线视角。
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企业最清楚经营冷暖，应完善座谈恳谈、走访调研、网络留言、热线办理等多渠道收集体系，把“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落到细处。
其二，强化清单管理与闭环整改。
对收集到的问题分类分级，明确责任主体、整改时限、验收标准和反馈路径，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其三，从“点”到“面”开展专项治理。
对高频共性问题进行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推动从解决单个诉求转向制度优化、流程再造和政策迭代。
其四，增强跨部门协同能力。
很多堵点痛点具有跨领域属性，需以联动机制打通信息壁垒、职责边界，形成“同题共答”的治理合力。
其五，把防风险与促发展统一起来。
对涉及安全生产、债务风险、房地产等重点领域的问题，既要及时处置，也要通过制度建设提高预警能力和治理韧性。
前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中国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不断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推进的。
当前谋划“十五五”，更需要把问题导向转化为系统能力：以更科学的数据治理提升发现问题的精度，以更顺畅的协同机制提升解决问题的速度，以更完善的制度供给提升治理的可持续性。
可以预期，随着各地在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基层治理等领域持续推进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和专项治理，政策供给将更贴近需求侧变化，发展动力也将更具韧性与活力。
在此过程中，既要防止“只抓眼前、忽视长远”，也要避免“只重表态、轻抓落实”，以实效检验能力，以结果赢得信任。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历程。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机制创新，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实践，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和有效解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地要继续发扬问题导向的优良传统，以更加敏锐的问题意识、更加科学的工作方法、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