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日内拆除”的刚性要求与程序缺口并存； 据法院裁判文书显示，杨某系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村民，长期村内使用对应的土地并建有住宅。其提交的历史权属材料显示，涉案房屋及土地来源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交易契据。杨某称其于2005年、2007年在原宅基地上翻建、加建用于居住。2024年7月，镇政府向其发出谈话通知；9月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以违法建设为由要求其三日内自行拆除。杨某认为执法过程中调查取证、告知送达等关键环节缺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 原因——部分基层执法存在“重结论、轻程序”的惯性。 在城乡建设管理、违法建设治理等工作中，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固然必要，但行政行为是否站得住脚，不仅看是否有职权、是否出于管理目的，更取决于程序是否到位。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在时间压力、整治任务和群众工作交织的情况下，容易把重点放在“尽快形成处置决定”，对调查人员配置、告知方式选择、送达证据留存、陈述申辩保障等程序要求落实不足，导致行政决定在司法审查中因程序瑕疵被撤销，进而影响治理效果与公信力。 影响——程序瑕疵不仅影响个案执行，也影响行政公信与治理效能。 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其一，执法询问由一名执法人员实施，不符合行政执法对人员配置的规范要求；其二，镇政府主张已送达权利义务告知文书，但未能举证证明在采取张贴等方式前已依法履行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等程序，也不能证明当事人实际收到；其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作出限拆决定前，当事人获得充分的陈述、申辩机会；其四，被诉决定未对需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作出明确载明，内容不够具体，可执行性不足。法院据此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构成程序违法，判决撤销《限期拆除决定书》。 从治理层面看，违法建设整治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对抗性，程序一旦不严谨，容易引发执行受阻、信访增多、败诉率上升等连锁反应，既增加行政成本，也会削弱群众对依法行政的稳定预期。 对策——以“程序闭环”提升执法质量，以“证据链条”增强决定可审查性。 业内人士认为，类似案件对基层治理的启示在于： 第一，完善调查取证与执法主体规范。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证据固定等环节应由符合人数与资格要求的执法人员实施，形成可回溯的记录和影像资料，确保事实认定建立在完整证据基础上。 第二，严格告知与送达规则，做到“能直接不张贴、能签收必留痕”。对权利义务告知、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与理由等事项，应依法履行告知程序；送达过程应留存邮寄回执、签收记录、见证材料等，确保当事人知情权落到实处。 第三，充分保障陈述申辩权，推动矛盾前端化解。对拟作出的不利决定，应依法设置合理期限听取意见，认真记录并回应主要理由，必要时组织听证，减少“先决定、后解释”带来的冲突。 第四，提升行政文书的明确性与可执行性。限期拆除决定应清晰载明对象范围、位置、面积、结构类型及附属设施等要素，明确履行方式与救济渠道，确保行政行为可执行、可监督、可复核。 第五，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与培训。通过案卷评查、常态化培训、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机制，把程序要求落到具体环节，降低因程序瑕疵导致的败诉风险。 前景——违法建设治理将更强调法治化、精细化与协同化。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推进，司法审查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日趋严格。未来一段时期，违法建设治理将更注重“实体认定+程序正当”的双重标准：一上，通过规划、土地、建设等多部门数据共享，提高认定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执法流程与证据规则，提升决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执行能力。对基层政府而言，依法治理并不等同于效率下降，而是通过流程优化与前置沟通，把风险前移化解，实现治理效果与社会接受度同步提升。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此案判决不仅纠正了个别行政行为，也再次强调了法定程序的底线要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只有严格依程序办事，才能更好实现公平正义，赢得公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