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随着一战战局演变，协约国加紧游说中国参战。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研判形势后，于3月初拟定《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提出暂停德奥赔款、提高关税税率、废止天津驻军限制等核心诉求。这个决定既关乎外交走向，也着眼于借机争取国家权益。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重大抉择既受外部格局牵动，也取决于内部治理与决策能力。断交与收回租界所表达的主权诉求，只有与稳定的决策机制、清晰的权责边界以及可持续的国家动员相配套，才能沉淀为长期的制度成果。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一枚印章”的争执并非枝节，而是现代国家在内外压力下如何形成统一行动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