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的宫廷政治中，谋士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君主的态度。据史料记载，洪武朝名士刘伯温功劳显著仍难免遭疑；同为核心智囊的陈遇，却以一套不同的做法实现了“功成身退”。该对照也让后人重新审视明初的政治生存智慧。史料显示，陈遇的处世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上：其一，权力与恩典面前，朱元璋多次提出为其子授官，陈遇均以“子嗣年幼”婉拒，避免家族被卷入权力运作；其二，在军事决策上，西域进献良驹引发皇帝远征念头时，陈遇引用汉武帝时期李广难封、李陵叛降等史事加以劝止，成功阻止可能劳民伤财的行动；其三，在个人待遇上，陈遇接受金银赏赐，但坚决不领朝廷俸禄，既不让君主难堪，也为自己保留了更安全的距离。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生存策略与明初政治背景密切涉及的。明政权初定后，朱元璋为巩固皇权先后掀起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中枢官员频繁更替。在这种环境下，陈遇以“献策不争权、受赏不任职”的定位，既符合君主对谋划与咨询需要，又尽量避开权臣常见的风险。其结局与同期李善长、汪广洋等人的遭遇形成对比。 南京大学明史研究中心学者认为，陈遇案例揭示了传统政治中的一种“安全边界”逻辑：把自身角色严格限定在建言与咨询，不直接介入政务执行；以物质回报替代权力授予，顺应君主的奖赏需求；更重要的是保持“无党派属性”，不依附也不介入政治集团。也因此，他成为朱元璋少数明确表示“可托六尺之孤”的文臣。
陈遇的“善终”并非偶然——而是在强权结构下——通过克制、审慎与对分寸的把握实现进退有度的结果。其启示在于：更持久的影响力，往往来自对原则的坚守和对边界的尊重；权力越集中，越需要用理性劝谏纠偏，用自我节制降低风险。把个人选择放在国家大局中审视，并保持一致的道德底线，才更可能在风浪中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