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苏州娄门，崇祯年间有个名叫吴浇烛的人，他孤身一人、常年吃素念佛。给蜡烛浇油是他的绝活，每往模具里倒一勺蜡油，嘴里都会默默念一声佛号。街坊邻居都特别喜欢请他做喜烛，“卖烛家争迎浇烛”就成了当时的景象。在唐宋时期，蜡烛甚至可以入药，《净土圣贤录》里记载了他为人诚实不欺的品行，这种诚信和虔诚的精神就藏在他所做的每根烛芯里。如今电灯取代了烛光，那一抹微黄的光也成了博物馆里的文物标本。 时光回到了宋代，汴京临安的街上“香药铺”随处可见。宋代丁谓写过《天香传》，说香的用处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一开始香只在祭祀仪式上使用，后来渐渐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变成了“空气净化器”，再后来无论是皇室还是普通百姓，都把香气当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品。时至今日沉香依然很昂贵，只是更多人把它请进了博物馆保存起来。 从南宋到明代万历年间，人们脚上穿的袜子也在不断变化。《韩非子》里讲过文王攻打崇国的故事，说他“手解因自结”，指的是把袜子和袜带的关系讲明白了。到了明代万历的时候，油墩布袜是老百姓穿的保暖用品，白绒袜则是贵族显示身份的象征。街头巷尾的“做袜铺”会先量好顾客的脚型再下针缝制，一排梭子就像士兵一样来回穿梭。现在袜机不停地轰鸣作响，那些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的针脚都成了收藏柜里的老物件。 苏州城里有个叫王桢的元代农学家在《农书》里提到了一种弹棉花的工具——竹制弹弓。那个时候弹棉花师傅会说“檀木榔头杉木梢”，还有“金鸡叫雪花飘”的口诀。他们用一张磨盘、一弯弹弓和一条牵纱蔑就能把旧棉絮重新弹成新被胎。现在棉花大多是工业生产出来的，这“金鸡”的叫声也就变得越来越少听见了。 古代没有砂纸这东西，木匠们只能就地取材来打磨家具。他们用木贼草扎成“刷”，用青砖侧过来当“磨”，再拿兽皮当抹布。只要弯着背舀一勺水，就能把案板磨得光亮如新。师傅说做手艺要先修心，心里浮躁了木屑就乱飞一片；要是心里清净明亮了，一把普通的刨子也能发出好听的调子来。 形如古鼎的起风炉曾经把整条街的晚饭都背在身上。它有三条腿稳稳立着，两只耳朵方便提起来；炉膛里的炭火映红了半边天空。格子上面接着茶壶和饭甑，肚子下面有风口出灰，专门有铁灰兜把火星接住。当年那些走街串巷卖吃食的师傅就靠这个炉子养活一家人；现在电磁炉取代了风声和火光，炉灰也只能在博物馆里沉睡了。 皮影戏班里虽然只有一个牵线的师傅，但他却能让秦腔在空中撕裂、让三国时代的战火重燃。牵线的师傅一边嘴里唱戏一边用手操纵着戏偶，脚下还打着鼓点。四五个戏偶在白幕布后面同时翻飞，马嘶声和鼓震声混在一起响。观众席里大家都屏住呼吸叫好声连连。现在就连老艺人自己也承认：那种“独角戏”正随着老皮影一起慢慢变得暗淡无光。 入夜时分巷口会响起“铛、铛、铛”的铜锣声，这声音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孩子们肚子里的馋虫。挑着卖豆腐脑的担子就像一座流动的厨房：前面的紫铜锅里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蓝边碗里漂着嫩滑的脑花；后面的白豆脑静静躺在罐子里，炉火一直给它保温。晚归的人被香味和叫喊声同时吸引住了，赶紧跑出来买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来吃。灯笼的光晕洒在碗沿上，热气蒸腾出来仿佛形成了一条回不去的童年时光的小路。 清代乾隆年间的珠江三角洲流行着一种叫龙舟歌的曲调。有人或者两人自个儿敲打着小锣小鼓唱歌，七字一句四句一韵，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还有时事新闻都唱成了高昂起伏的“珠江夜曲”。历史上他们经常走街串巷地唱到很晚，逢年过节就会在祠堂前面开嗓；后来粤剧里干脆把这种唱腔吸收进来变成了固定的曲牌。现在霓虹灯代替了渔火闪烁，那把小锣的声音只能在旧唱片里面回荡了。 “两板凳、一张桌板、满架书”是摆书摊最简陋但也是最有文人气息的装备。老板们从早到晚都在翻书看目录故事在纸页间慢慢发芽；等到太阳下山收摊的时候，一天的生活费也就刚好凑够了。现在只要点一下电子按钮就能把书下载下来看，那种纸墨的香味变成了“文物”的味道，那两根板凳也只能在梦里“吱呀”作响了。 到了清明节这一天纸钱烧得特别旺，“糊元宝”的铺子忙得脚都沾不上地。师傅们用锡箔纸在手里捏成一座座元宝山，再把它们折成风中也吹不灭的小船形状。山头被烟熏得黑黑的火燎燎的，悲伤的哭声和纸钱一起往天上飘；因为环保新规下来了祭祀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元宝成了珍贵的老物件儿，“烟熏火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云端思念”取而代之出现了——但那种对至亲骨肉的牵挂之情是不会因为祭祀方式改变而减轻半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