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2025年前11个月外贸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创下全球贸易史纪录，但这个成绩是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30%的背景下实现，反映出对外部市场依赖带来的潜在风险；另一上，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潜力释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连续三年超过3%的均衡阈值，贸易失衡压力仍在累积。 【原因】 这一战略调整来自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层面，逆全球化抬头，美欧等传统市场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迫使中国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国内层面，人口结构变化叠加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仍不足，对消费扩张形成约束；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降至5.2%，低于疫情前水平。更关键的是，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供需结构错配问题逐步显现。 【影响】 此次政策升级呈现三上变化：其一，政策覆盖从特定群体扩展到更广范围，通过税收调节、完善社保、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等措施，力争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继续扩容；其二，投资重点从传统基建更多转向民生领域，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超过2万亿元；其三，制度创新力度加大，通过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举措，释放潜在消费动能。 【对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门已联合印发《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的循环机制。在浙江、广东等试点地区，企业利润分享计划、技能人才薪酬激励等制度探索正在推进。财政部同步调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预计惠及1.2亿纳税人。央行研究显示，居民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 【前景】 专家认为，本轮内需战略具备长期属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测算显示，若城乡居民收入年均保持6.5%增速，到2030年消费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元。但转型过程中仍需破解三大难题：如何兼顾短期托底与长期制度建设，如何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产业调整压力。下一步，消费基础设施REITs试点扩围、服务消费标准体系建设等政策储备正在推进中。
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经贸竞争更趋复杂的背景下，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把居民增收作为基础工程，既是稳住经济运行的现实选择，也是重塑增长动力的关键路径；“内需主导”能否从政策信号转化为更直接的就业改善、收入提升与消费回暖，将成为观察下一阶段经济韧性与潜力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