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0世纪初，我国近现代生物学尚起步：教学依赖少量陈旧资料和价格高昂的外来标本——实验条件薄弱——科研选题与国内资源及生产生活需求脱节。在资金紧张、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研究基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动物学教学与科研体系，成为当时科学界急需解决的难题。原因——一上，学科建设起点低、积累少，系统的本土物种资料与标本长期缺位，课堂讲授难以与实验观察相互印证。另一方面，早期教材体系多沿用海外范式，研究对象与方法虽可借鉴，但缺少本土物种支撑，难以形成服务国家发展的知识体系。再加上社会动荡与经费不足，科研组织与长期规划推进更为困难。影响——秉志的实践为破解困局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1920年学成回国任教后，他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探索以协作筹措、共同采集、按比例分配的方式组织标本采集，并带队赴沿海开展较长周期的系统作业。连续数周的实地工作中，他强调现场记录、规范制作与分类整理，最终形成数量可观的本土海产动物标本群。这批成果不仅降低了教学对进口标本的依赖，也让我国近代动物学得以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基础上推进研究与课堂实验，成为学科起步阶段的重要积累。
从烟台海滩的烈日到实验室的显微镜，秉志以一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动物学的起步。在科研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他用亲手制作的标本和逐字撰写的手稿，夯实了早期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今天，这份基础已发展为更广阔的学术图景。先驱者留下的，不只是成果，更是一种可被继承的精神坐标：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坚持长期投入、面向本土问题建立体系。当中国科技不断迈向更多“无人区”，这种在荒地上播种的坚守与远见，仍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