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丁玲，得说说她是怎么给沈从文捅了一刀，把他推进了舆论漩涡的。当时范曾写了几百条大字报，借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的老部下身份发难，这事儿一出，沈从文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面对这个局面，沈从文只回了一句“天真善良是我最基本的底色”。 这事儿还得从南京说起，他跟张兆和去考察新出土文物，一路逛到了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同行的王亚蓉记得，当时巴金在红房子请了一顿西餐，菜虽然贵却并不好吃。沈从文随口的这句点评，把历经劫难后的那份轻松劲儿给写活了。1980年夫妻俩才首次出国，三个半月跑了十五所大学二十三场演讲。 当年那是极端境遇下的“写作奇迹”。沈从文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却坚持在那种恶劣到极点的环境里写文章。他去中央美院陶瓷科“义务打工”，自己掏钱买古瓷当样本，事后全捐给学校当资料。建国瓷艺术设计委员会聘他为顾问时，他跑去美院上课，“把课堂当战场”。孙机、王㐨这些后来响当当的文物学家，都曾是他门下的“小兵”。 沈从文的赤子之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学生王㐨回忆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文字写得很美，故事却野得惊人”。这段吐槽背后其实是对他“浪漫主义”治学方法的由衷赞叹。 从困境中崛起的沈从文过着十分坚韧的后半生。高中时我读了《边城》，心里装下了凤凰的山水。在我眼里他一直是温柔细腻的人，直到看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才发现他还有调皮坚韧的一面。那本书里的悲伤与感动交替出现，让人数度放下书揉眼睛。 汪曾祺下放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的时候，沈从文也在住院养病。汪来信诉苦，沈先生先打草稿再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的纸上。这封信整整十二页六七千字，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遍寄出。信里一句“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看似调侃，其实是把好好活下去的底气写进了字缝里。 那是一群“迟到的春天”。1979年春，沈从文和张兆和考察新出土文物的路线从上海开始走向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社会变动大的时候，“健康的选择”才是硬道理。1980年八旬夫妇首次出国访问了日本、美国等十五所大学。 英国《龙的心》摄制组问他如何面对委屈与沮丧？他答得干脆：“我现在活得健康这可不能作假！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 他在圣若望大学讲课时平静地说：“许多人来不及适应国家的变动就成了古人；我居然能站在这里谈笑风生，证明我至少做对了健康的选择。”镜头扫过他狭小的寓所窗外是北京春天的柳枝——“顽强的完成”四个字成了背景里最沉默的注脚。 他不写小说也很骄傲。在二十三场演讲里他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只相信克服困难去完成——这就是经验。他还说自己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顽强的完成”才是他后半生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