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南京，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屠杀，牵涉了5743人的性命。那个时候的南京监狱，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血腥味。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场疯狂表演，毛人凤手下的特务们在朝天宫后巷的小楼里忙着给一份名册打叉，8千多个名字代表了无数家庭的痛苦和绝望。杨兆龙，这个哈佛法学博士、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成了这次事件的主角。他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勇敢地站出来，用一本《六法全书》，试图把这些人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这一幕发生在1949年4月的雨花台。保密局特务们准备把这8千多人押送到刑场处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卡车、铁链和挖好的坑，就等着溪口那位“退休”的老头子李宗仁最后点头。但杨兆龙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提着那本名册直接闯进李宗仁的办公室，指着那张写满红叉的纸质问李宗仁：“您这‘和平’两个字，要是沾了八千条人命，老百姓不认墨迹，只认地上没干的血。” 李宗仁当时手都抖了，最后还是签了释放令。但这命令下发到保密局后却被门卫扔进了废纸篓。毛人凤回复五个字：“战场纪律，杀。”杨兆龙没回家也没搬救兵，他带着释放公文和书记官坐上破道奇直奔老虎桥监狱。门口的特务枪口都快顶到他脑门上了。 面对看守长的质问，杨兆龙拿出那本国民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和李宗仁的手令拍在对方胸口。“总统手令在此，《六法全书》在此。”他盯着对方眼睛问：“你们今天是要抗法还是要造反？”这句话让拿枪的特务哑口无言。 后来档案显示那天成功放出了5743人。剩下的两千多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塞进秦淮河淤泥里。杨兆龙守在那里从早到晚一个个点名签字放人。 有人说是那个被策反的特务阎杰内部反水才救下了这些人，其实真正关键的力量来自于那本《六法全书》。这不仅仅是一本法典还是政权最后一块没被自己完全撕碎的“脸皮”，是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维持合法性外衣的唯一希望。 杨兆龙用敌人体系内更高一层的“法理”碾压了更低一层的“密令”，他找到了敌人权力链条上最脆弱的裂痕并狠狠楔进了一根钢钉。 1949年之后杨兆龙去了海外教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讲中国法制史讲到清末修律那章总停下来望窗外出神没人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1949年春天那颗滚进泥土里再也找不到的纽扣和那本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