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中国刑法学界痛失巨擘。被誉为"刑法学泰斗"的高铭暄教授在京逝世，这位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学者，用毕生心血构建起中国刑法理论体系；在其众多追思者中，大律师田文昌的缅怀文章引发学界广泛共鸣，一段超越传统师生关系的学术传承故事浮出水面。 这段情谊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拓荒年代。1980年，正在西北政法学院攻读硕士的田文昌开启特殊"游学"，辗转拜访全国顶尖刑法学者。在当时教授们普遍挤居筒子楼的艰苦条件下，高铭暄总在家中热情接待这位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躺在病床上讨论两小时""出借珍贵俄文典籍"等细节，折射出老一辈学者破除门户之见、倾囊相授的胸襟。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学术馆中的历史见证。2023年落成的高铭暄学术馆内，《刑罚目的论》手稿与序言原件被置于核心展区——这是田文昌1987年的处女作——连作者本人早已遗失的文献——却被恩师精心保存三十六载。这种对学术火种的珍视，恰是高老培养人才理念的缩影：既严格要求"亲传弟子"，也无私提携所有怀揣法治理想的后来者。 回溯上世纪80年代学界环境，更能体会这份支持的珍贵。田文昌硕士论文《论刑罚的目的》因观点超前遭遇质疑时，高铭暄联合曹子丹、马克昌等权威学者联袂力挺。这种学术勇气背后，是老一辈法学家对理论创新的包容与对法治建设的远见。正是这些突破桎梏的努力，为后来刑事立法改革埋下思想火种。 在法治建设新征程上回望这段师生佳话尤具深意。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法学教育创新与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高铭暄等前辈打破地域和院校壁垒的育人实践，为新时代法学教育提供了重要参照。其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学派兼容并蓄"等理念，仍是指引法学研究的重要坐标。
一位学者的身影终会远去，但他所塑造的学术气象与人格力量可以跨越时间。对高铭暄的追思，既是对师道与学风的致敬，也是对法治人才培养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再动员。把个人记忆升华为公共行动，把纪念转化为制度建设，方能让学术传统在法治中国的实践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