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前的“大院”，就是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大单位，发展到现在的工作室，这过程里夹杂着不少大院情怀和市场生存的矛盾。这些工作室在“双轨”体制下有不同的命运，就像它们身处两条轨道之间。其中，有一些把二级院变成了工作室集群，年轻人多是主角，方案阶段更吃香。也有给工作室指定重大项目去做的。还有像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那样，几乎零门槛。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把门槛垒得很高，只留下崔愷、李兴钢、陈一峰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这个过程中，设计费常常被层层抽佣后只剩下50%甚至更少了。而且工作室还得交“精品”级别的作品。加上甲方比价、比稿、比效果图，工作室掌门人们集体陷入了“情怀与生存”的两难境地。再加上院里要品牌和个人要名气的矛盾，让管理变得像走钢丝一样困难。 这里面还存在制度夹缝的问题，退休政策像一把钝刀，把本该在60岁后爆发的创作力腰斩了。大院工作室的掌门人们普遍年过半百，手里有经验资源却受限于身份天花板。如果像“包产到户”那样松绑自由执业可能会延长职业寿命，但也会把“大院”的品牌护城河掏空。 所以最后还是需要动态平衡。短期来看，“大院”需要像呵护女儿一样扶一把工作室；长期来看必须让工作室拥有真正的市场生存能力。只有建筑师负责制真正落地、注册建筑师的执业环境回归公平，工作室才不会再是夹缝里的生存实验了。这个时候双轨制才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而是一条反复拉扯的钢丝。最后要让中国建筑设计现代化的真正引擎起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