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铁路的汽笛声中，一场关于历史认知的对话在1950年初春的专列车厢内展开。刚完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任务的中国代表团，正途经贝加尔湖一带返回祖国。随行理论工作者陈伯达在回答地理称谓时，没有理解提问者关注的是历史层面的含义，由此引出对历史教育薄弱环节的反思。
一段旅途中的问答之所以令人回味，不在于考住了谁，而在于提示了一个长期命题：国家走向世界，既需要面向未来的眼光，也离不开对历史源流的清醒把握。把山河看作地图，也看作记忆；把知识当作工具，也当作底蕴。唯有如此，才能在开放合作中更从容，在风云变幻中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