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让雷锋精神在时代更迭中持续“可感、可信、可学” 学雷锋纪念日不仅是回望历史的时间坐标，也是观察精神如何被记录、传播并延续的窗口。雷锋精神跨越半个多世纪仍具号召力——既来自榜样本身的感染力——也离不开一代代记录者、传播者、践行者的接力。佟希文的经历说明，典型宣传不是一次性的报道，而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持续讲述的公共叙事。面对传播方式的变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如何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行动准则，成为各地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早期一线记者的“现场感”与“真实性”奠定典型传播基础 资料显示，佟希文1946年参军后长期从事新闻与宣传工作，曾任多家军内报刊记者编辑，并在军队政治宣传岗位任职。1960年10月，他在沈阳军区《前进报》工作期间接受任务，与同事一同前往采访雷锋。初次见面在当时的沈阳军区第一招待所。雷锋并非“光环加身”的形象，而是朴素、沉静、做事踏实。得知采访来意后，他直言“没什么可宣传的”，随即从背包里拿出几本日记与心得，供记者查阅。 这个细节很有代表性：真实不是靠“拔高”塑造，而是来自普通人对信念的长期坚守。记者在现场对人物的直接观察、对原始材料的查阅，使早期报道既有可核验的事实基础，也有自然的情感温度，“可信”因此成为传播的起点。此后，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引发全社会关注，雷锋形象由军营走向全国，在当时社会风气建设与群众性学习活动中形成显著带动效应。佟希文等人的前期采访与素材积累，构成了典型传播链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影响——从“报道雷锋”到“讲述雷锋”“践行雷锋”，形成长期社会教育效能 值得关注的是，佟希文并未止步于当年的采访报道。其家属回忆，他退休后仍持续参与宣讲与青少年教育工作，曾担任沈阳“五老报告团”团长，参与编写《延续雷锋的生命》等书籍，长期走进学校、社区开展报告交流，并获得多项与关心下一代、先进典型涉及的的荣誉。 这一变化反映出典型宣传更深层的规律：榜样的力量需要有稳定的平台承接，也需要通过宣讲、作品、活动等多种载体持续进入公共生活。对青少年来说，价值观的形成往往来自“看得见的人”“听得懂的故事”和“做得到的行动”。当新闻工作者从记录者继续成为志愿服务与社会教育的参与者，典型传播就从“信息传递”延伸为“价值塑造”，社会效能也随之增强。 对策——以真实性、时代性、群众性提升榜样叙事的传播力与行动力 一是坚持事实为本，强化可验证叙事。雷锋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前提是讲述经得起时间检验。对历史素材应加强整理与研究，对关键细节做到来源清楚、脉络完整，让群众在“可信”的基础上形成认同。 二是突出时代表达，把精神内核转化为现实命题。雷锋精神的要义是为人民服务、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艰苦奋斗。应结合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窗口单位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具体场景，把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执行的行为清单与评价机制，使“学雷锋”从口号落实为日常实践。 三是完善传承链条，形成多主体协同。老一辈讲述者的经验与情感有其独特优势，但传承不能只停留在“讲给人听”，更要“带着人做”。可推动“五老”队伍与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联动，形成讲述、实践、反馈、激励的闭环，提高持续性与组织化程度。 四是用好新传播渠道，提升触达与参与。面对传播生态变化，典型宣传应更注重短视频等形态的故事化表达，同时坚持主流价值导向，避免将精神内核简化为符号、被娱乐化消解。 前景——在文明实践与城市精神建设中让雷锋精神更具现实穿透力 沈阳是雷锋工作战斗过的重要地区之一，相关文化资源深厚。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雷锋精神传播有了更广阔的平台：社区治理需要互助友爱的社会资本，公共服务需要精细规范的职业精神，青少年成长需要可亲可学的价值坐标。以佟希文等历史见证者的经历为线索，系统梳理城市记忆、完善教育资源供给、创新志愿服务机制，有望把精神传承进一步转化为可持续的城市文明力量。随着更多家庭、学校与社会组织加入，雷锋精神的“接力棒”也将从个人坚守走向制度化传承，从纪念性活动走向常态化实践。
六十余载流转，雷锋精神依然鲜活。佟希文等首批报道者用笔触记录了时代楷模的形象，也用长期的行动诠释了这种精神的内涵。他们离休不离志、离队不离责、离岗不离德的人生轨迹启示我们：传承雷锋精神，既需要发现与记录，更需要持续的践行与带动。岁月更迭、先行者渐远，接力棒已交到新一代手中。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才是对这些精神播种者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