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搞学问，王国龙教授有个特别的新说法：中国那些革命老区其实就像一本活生生的“实践创新学”教科书。3月17日那天上午，他受创业青年的邀请去江西省图书馆作报告，当场就把这个新理论讲了出来。这个看法可了不得，它把革命老区的意义拔高了，不光是精神传承那么简单，更是一套方法论创新。咱们从头说起。 王国龙说，革命老区的创新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零散事件，而是有一套从摸索到成系统的完整逻辑。1921年开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他是怎么做的？先是把工人俱乐部搞起来，接着又办消费合作社，这就开创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新路子，算是实践创新的第一步。后来在井冈山建根据地的时候，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这就解决了革命重心从城里搬到农村的大问题；到了瑞金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是全国性红色政权建设的首次尝试，给新中国后来的治理积累了不少经验。抗日战争那会儿，陕甘宁、晋察冀那些根据地也很厉害，搞出了“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这些政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架子搭了起来；到了打解放战争的时候，西柏坡这些地方通过土地改革和指挥战略决战，把革命斗争变成了全国执政的能力储备。 从安源工运的微观摸索，再到西柏坡的全局安排，革命老区的创新一直都在围着中国革命的具体麻烦转。王国龙给这套学问下了个定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打斗争的时候摸索出来的一套办法。它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为主体、以制度迭代为路径、以理论升华为目标的行动学问。具体来说有五大特点：第一个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从实际遇到的困境里冒出来的，比如安源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吃饭问题；第二个是做事情的主体永远是老百姓，土地革命、减租减息这些政策全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第三个是制度的迭代特别有系统性，从工人俱乐部到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创新链条；第四个是理论升华为闭环的过程很重要，经验总结成理论之后又能指导新的实践；第五个是人才淬炼特别务实。 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在老区被培养出来的。安源工人运动出来的肖劲光、杨得志后来都成了开国将帅。有些贫苦农民在打仗的过程中也变成了军事指挥员。像那种放牛娃最后能当上将军的故事在老区到处都是，他们的智慧就是人民军队最宝贵的财富。资料显示，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里有超过140人是在中央苏区待过的。 讲到当代价值的时候，王国龙觉得这套老经验对现在的改革创新特别有指导意义。现在咱们要搞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这些事儿，和革命时期遇到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得从实际出发，靠群众的力量去干。革命老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创新不能凭空瞎想，得是真真切切地看透问题和尊重群众的智慧才行。 最后王国龙呼吁大家多研究一下老区的这套“实践创新学”，把历史经验变成当代智慧，好给实现中国梦提供动力和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