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平价新车美市场供给承压、企业陷入两难。 在纽约车展前举行的行业论坛上，日产美洲区董事长克里斯蒂安·穆尼耶就美国入门级车型生产与销售成本问题发出警示：在现有成本结构下，将部分入门车型转至美国本土生产难以实现与现行体系相当的成本水平，企业若坚持低价将面临亏损，若上调价格又将削弱市场竞争力。围绕入门级细分市场“如何保供、如何保利”的矛盾，由此更凸显。 原因——劳动力成本差距与关税政策叠加，挤压微利车型空间。 其一，成本端结构性差异明显。穆尼耶以现实数据指出，美国汽车工人时薪显著高于墨西哥，约为后者的数倍。对利润本就有限的入门车型而言，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会直接转化为单车成本的增加，使每辆车的成本上升达到数千美元量级。以Sentra和劲客（Kicks）等起售价约2.2万美元的车型为例，若在美国本土生产，成本抬升将迅速吞噬利润空间。 其二，贸易政策进一步加剧压力。受25%汽车进口关税影响，墨西哥产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时需要承担额外关税成本，单车可能增加约2500至3000美元支出。对高端车型来说，这部分成本尚可通过产品溢价或配置策略消化；但对主打性价比的入门车型来说，关税几乎直接压缩到“最后一厘米”的利润，企业回旋空间极为有限。 其三，产品结构与产能布局使企业更为敏感。穆尼耶透露，墨西哥产车型占日产在美国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关税与成本变动会在短期内对企业销量结构、终端价格体系以及经销网络形成联动冲击。 影响——“新车更难买得起”趋势加速，消费分层与市场结构或被重塑。 从供给端看，入门车型利润偏薄，一旦成本上行，车企往往倾向于收缩低端产品投放，转而加大高利润车型的资源配置。日产Versa等低价位车型停产后，美国市场2万美元以下全新车型供给减少，被业内视为平价新车时代进一步收缩的信号。 从需求端看，车辆价格上移将对中低收入群体形成更强的预算约束。穆尼耶表示，汽车正变得“难以负担”，消费者被迫转向二手车并不公平。若该趋势延续，可能带来三上后果：一是新车市场销量结构进一步向中高端倾斜；二是二手车需求被动抬升，价格波动与供需失衡风险加大；三是交通出行成本上升可能向家庭支出、就业通勤半径等领域传导，加剧社会层面的分化感受。 从产业端看，若企业美国难以生产并销售具价格竞争力的入门车型，将影响美国本土制造业对“规模化走量产品”的承载能力，也会对涉及的零部件、物流与经销体系产生连锁影响。 对策——在产业现实与民生诉求间寻求政策与企业策略的平衡点。 企业层面，可能的应对路径包括：通过平台化和零部件通用化降低制造成本；优化配置与产品组合，维持价格带覆盖；提升供应链效率以抵消部分关税与成本压力；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调整产能与进出口结构。 政策层面，穆尼耶呼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民众能够购买新车，并正推动对墨西哥产车型给予关税减免。对美国而言，若希望在推进制造业回流的同时稳定大众消费能力，需要在关税工具、产业补贴、劳动力培训与生产效率提升诸上综合施策：既避免政策叠加导致低端供给“断档”，也要防止成本持续外溢推高整体车价水平。 前景——入门车型“成本—价格—需求”矛盾短期难解，市场或进入结构性再平衡。 业内普遍认为，入门级车型对成本极度敏感，而美国制造成本与贸易摩擦等因素短期难以明显缓解，叠加全球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带来的研发与合规成本抬升，平价新车的生存环境仍将承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市场可能出现两种并行趋势：一方面，车企继续通过区域化生产布局分散成本；另一方面，低价位新车供给进一步收缩，二手车与融资租赁等替代方案占比上升。政策变化将成为关键变量，若关税政策调整或出现针对低价车型的扶持措施，入门车型供给或可阶段性企稳；反之，价格中枢上移可能成为长期趋势。
一辆“买得起的新车”，不仅是企业利润表上的成本与定价问题，更是产业结构、贸易政策与民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守住大众交通工具的可负担性，既考验政策制定的精细度，也考验车企在成本控制、产品策略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