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员流动与网络空间深度交织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新旧风险叠加：传统盗抢骗等案件仍需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诈等新型犯罪隐蔽性强、链条化明显；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交织——既牵动家庭——也关系社会稳定；此次会议披露的多项数据表明治理态势总体向好，但也提示需要以更系统的法治手段巩固成果、防止风险外溢。 原因——一是依法严打与综合治理同步推进，对突出违法犯罪形成持续震慑。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治安案件同比下降3.5%。二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跨境链条持续被切断。政法机关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实施“毁灭性打击”，5.7万名犯罪分子移交回国，涉及的赌诈犯罪集团头目被押解回国，体现跨境协作与源头治理的叠加效应。三是禁毒工作在打防管控各环节持续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吸毒人员较2020年底下降63%，为减少涉毒衍生犯罪夯实基础。四是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治理更加注重前端预防、分级干预。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2.2%，首次出现“双下降”，显示惩治与预防并重的综合效应正在显现。 影响——数据下降背后，是公共安全感与社会预期的增强。刑事、治安案件持续回落，有助于稳定市场环境、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也为基层治理减负。未成年人相关犯罪“双下降”意义突出：一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减少，说明教育矫治、家庭监护与校园治理的合力发挥作用；另一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下降，反映强制报告、从业禁止、行业监管等制度的震慑在增强。同时，跨境赌诈犯罪链条被重击，对守住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秩序效果直接。禁毒成果也有助于从源头减少与毒品相关的暴力、盗窃等次生犯罪。 对策——会议对2026年工作提出更明确的法治导向与治理路径：其一，推进严格执法。对涉嫌犯罪、触犯刑法的，政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办理；对涉嫌违法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要会同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避免出现“该管不管”“以罚代刑”或“该罚不罚”。其二，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对违法犯罪活动打早打小，防止一般违法演变为严重犯罪，推动治理从事后惩处向全链条延伸。其三，依法严惩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经济犯罪，加大惩处力度，推进追逃追赃，回应群众关切、维护市场秩序。其四，聚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建立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协调矫治教育、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各地要在科学测算基础上因地制宜设置专门学校和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落实师资、经费等保障，把“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落到基层末梢。 前景——从趋势看，社会治安持续向好仍需以法治化、体系化治理不断巩固。随着信息技术迭代、犯罪手段演变，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可能呈现更强的跨域性、技术性，需要持续推进源头治理、行业治理与依法打击协同发力。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关键在于把分级干预矫治体系与家庭教育指导、学校法治教育、社会心理服务等资源有效衔接，既避免简单化、标签化，也防止治理缺位导致问题累积。对于经济犯罪、涉众犯罪等领域，则应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完善风险预警、监管协同与追赃挽损机制，提升治理的穿透力与可持续性。
2025年社会治安形势的改善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进展，反映了我国政法工作的成效。成绩既来自政法机关依法履职，也离不开社会各方协同参与。展望2026年，随着严格执法、双向衔接、分级干预等措施继续落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将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望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