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到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受柏拉图的启发，写下了那部在欧洲流传甚广的《乌托邦》。这个原本是希腊语中“好地方”的词，通过日本辗转传入中国，后来的报刊上都写着“空想”。莫尔用他那既温柔又尖锐的笔触，把糖果色的美好社会与血淋淋的现实工厂摆在了人们面前，让“更好的社会”成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执念。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工厂里机器轰鸣，盖过了教堂的钟声。资本主义在狂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时不时发作。就在这看似最好却也最坏的时代，空想社会主义迎来了大爆发。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在1814年拿破仑退位后写了《日内瓦书信》，他提出人人都要劳动，政治得变成生产的科学。他甚至大胆预言法国、英国和德国能结盟避免战争。圣西门把斗争从暴力上升到了生产方式层面，这为马克思的思想埋下了种子。夏尔·傅立叶用类似脱口秀的方式嘲讽资产阶级，说他们说着漂亮话其实很穷。他还把人类历史分成四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他指出文明虽然有钱却虚伪得很。傅立叶还说每个阶段都会有起有落，人类终究会灭亡。罗伯特·欧文在威尔士一边管纺织厂一边搞实验。他把工厂改成学校、食堂和幼儿园的结合体，想让工人既能干活还能受教育。他试图用报表来核算成本和收益，证明理想能赚钱。 恩格斯后来分析说，圣西门、傅立叶还有欧文虽然都想废除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但他们的方法太依赖贵族或者慈善家了。这些人没能看清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理想总是停留在蓝图里。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蓝图做底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了批判的武器和理论的支点。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没能建成乌托邦，却给后来的新纪元点亮了第一束光。 不管是从1516年的《乌托邦》到后来的《日内瓦书信》，还是从托马斯·莫尔到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理想如果脱离了现实就只是空想。但正是这些“空想”的火花，最终催生了真正改变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