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庭前阅卷需求与“能否给当事人看材料”的争议交织。 据当事律师公开信息，2020年11月，河北某县法院审理一起涉恶案件。辩护律师开庭前一天，考虑到庭审借用外地法庭、时间紧张，以及疫情期间会见受限，遂通过看守所将一份十余页的关键证人证言转交第二被告人阅读，便于其提前梳理事实、准备质证意见。随后，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无权接触证据材料，并向相应机构投诉。投诉援引《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中“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案卷材料”的条款。经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转办，海淀区律师协会最终作出不予支持投诉的结论。 原因——法律权利、行业自律与办案安全的边界在实务中存在不同理解。 一上，刑事诉讼中辩护权能否落到实处，离不开当事人对指控事实和证据的了解与回应。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辩护律师依法阅卷、摘抄复制材料，通常需要与当事人核对细节、辨别真伪，进而形成质证和辩护思路。若当事人难以及时、充分了解关键证据内容，庭审中容易出现“当场听到当场反驳”、对质不够精准的情况，影响事实查明与庭审效率。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部分案件中对案卷材料外流风险较为敏感，尤其是涉黑涉恶、涉密、涉及个人隐私等案件，担心材料扩散引发证人安全风险、串供风险或隐私泄露。因此，个别办案人员可能将“不得向亲友及其他人员提供”扩大理解为“不得向当事人提供”，以降低风险。但从条文表述和结构看，该行业规范主要限制的是向当事人之外的人员提供以及对外传播，并不必然得出“被告人不得知悉证据”的结论。加之行业规范属于自律性文件，适用时也需与上位法对辩护权保障的要求衔接，避免以内部规则替代法定权利。 影响——认识差异若长期存在，将加剧程序摩擦并影响庭审质效。 其一，检律在阅卷与告知范围上的分歧，容易在个案中演变为投诉与反投诉，增加程序性对抗，消耗司法资源。 其二，当事人对证据了解不足，庭审质证可能流于形式，不利于将争点前置，也不利于提升庭审实质化水平。 其三，若“阅卷权—保密义务”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既可能出现对辩护权的过度限制，也可能因缺少必要的风险隔离措施导致材料不当扩散，影响证人保护与隐私保护。 对策——在保障辩护权与防范风险之间建立更清晰的程序规则。 一是明确“当事人知悉权”与“向外扩散禁止”之间的边界。对当事人必要的阅知、核对证据需求，应以制度化方式予以保障；对向亲友、无关人员传播以及网络公开披露，应继续严格禁止并落实追责。 二是完善涉敏感信息材料的分级阅示机制。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证人保护等内容，可在看守所或办案场所实行限定阅示、不得复制外带、全程登记签收，必要时加注提示标识等，以流程约束替代简单“一禁了之”。 三是推动检律沟通前置。对庭前确需当事人阅读的关键证据，由辩护人提出申请，办案机关可在监管场所安排阅示并同步提示注意事项，减少误解与冲突。 四是加强规范适用培训与案例指引。结合律协处理结论和典型争议案例，形成办案人员与律师可共同遵循的操作要点，提升条文理解与执行的一致性。 前景——以规则清晰化促进刑事诉讼协同运行。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庭审实质化要求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充分对抗与论证。保障被告人有效知悉指控证据，是提高质证质量、减少“突袭式举证”争议的重要环节。同时，涉隐私、涉安全案件对证据流转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未来有必要在法定权利框架内，通过更细致的程序设计和更明确的责任边界，在权利保障与风险防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刑事诉讼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要让各方诉讼权利在程序中得到真实落实。围绕被告人阅知证据材料的争议，表面是条文理解之争，实质是“有效辩护”与“安全管理”如何平衡的制度命题。只有用更清晰的规则凝聚共识、用更严密的流程控制风险，程序正义才能更可执行，司法公信力也才能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稳步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