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进入新一年，欧洲面临的安全与发展压力呈现叠加态势。
默茨在新年致辞中指出，俄乌冲突在欧洲周边持续，直接冲击欧洲自由与安全；德国日常面临蓄意破坏、间谍活动与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同时，全球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关键原材料与供应链依赖被赋予更多地缘政治色彩。
叠加欧美关系在美国政局变化背景下出现新的不确定性，欧洲在安全保障、经济增长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平衡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原因）多重挑战的背后，一方面是地缘冲突长期化导致的风险外溢。
战争不仅消耗当事方资源，也持续抬升欧洲防务与能源、财政等成本，并推动安全议题“常态化”。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出于产业安全、竞争优势和国内政治等考虑，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导致外部环境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更为不利。
对德国而言，传统增长模式对外需依赖较高，而国内改革推进不及预期、公共与私人投资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使经济复苏基础偏弱，在外部冲击下更易显现压力。
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关系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磨合点，令欧洲对于“依赖外部安全供给”的风险认识进一步上升。
（影响）上述变化正在从安全与经济两条主线重塑欧洲的政策优先序。
安全层面，欧洲国家加快提升防务能力，强化对乌支持与本土防护体系建设，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议题重要性上升。
经济层面，保护主义与供应链政治化可能推高企业成本、抑制投资预期，并加大欧洲在关键矿产、能源与核心技术领域的外部脆弱性。
对德国而言，若增长持续低迷，将影响其在欧盟内部推进共同政策与分担公共负担的能力，进而对欧洲一体化议程和对外战略形成牵动效应。
（对策）在默茨的表态中，“更坚定维护自身利益”被置于欧洲应对之道的核心。
这一方向在政策上可归纳为三方面：其一，提升安全与防务能力，通过增加国防投入、加强情报与反破坏体系、完善网络安全防线等方式，增强对突发风险的应对与威慑能力，并继续在对乌援助上保持政策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其二，增强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减少对关键原材料和战略性环节的单一依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与库存、替代技术布局，降低被外部“卡脖子”的可能。
其三，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务实协作与自主能力建设并重：既争取与美国等伙伴维持必要合作，也推动欧洲内部在规则、财政、产业政策与防务协同上的一致行动，以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对欧洲政策空间的挤压。
对德国而言，上述对策还需要以更有力度的国内改革与投资作为支撑，推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更新与创新能力提升，为欧洲“更自主”的目标提供现实基础。
（前景）多方因素显示，2026年将是欧洲政策选择与能力建设的关键节点。
若冲突延宕、保护主义持续、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欧洲将更倾向于加快推进防务一体化、产业政策协调以及关键领域“去风险”安排。
但欧洲能否在复杂分歧中形成合力，仍取决于成员国在财政承受能力、产业利益分配与战略方向上能否达成更高水平的一致。
就德国而言，在经历连续经济下行后，能否实现改革突破并带动投资回升，将直接影响其在欧洲议程中的引领作用，也将影响欧洲在安全与发展两端的政策兑现力度。
默茨的新年致辞标志着欧洲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战略反思与调整。
在俄乌冲突持续、美欧关系不确定性增加、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欧洲正在被迫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定位和发展道路。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从过度依赖转向自力更生，这种转变既是对现实压力的被动回应，更是欧洲自身成熟和觉醒的表现。
能否抓住2026年这个"决定性时刻"，推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和经济复苏，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欧洲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