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都在说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可还是有些地方因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导致举债太多，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这些事情一曝光，大家就发现问题了。有的干部把债务看成洪水猛兽，该投资的时候不敢投；有的干部又不管风险有多大，只顾着自己在任时能看到的成绩；更有少数人觉得这是“击鼓传花”，反正将来不还是别人的问题。这种种行为其实都是把个人的政绩看得太重，忘了长远发展。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债务乱象，跟过去的考核方式太偏重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大关系。以前很多干部就是为了出成绩才拼命举债。再加上政府债务的规范性约束还没完全到位，审计监督和终身追责机制也没落实，让个别干部心里觉得有侥幸心理。还有一些干部的财经素养不够高，根本没法判断哪些项目是划算的，哪些是会亏钱的。 这种不合理的债务扩张带来的危害可不小。首先是财政金融风险变大了，政府没钱了就会影响民生支出，甚至引发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其次是资源被浪费了，本来能用来发展好产业的钱都投到了那些没用的工程上。还有就是政府的公信力被破坏了，“烂尾”工程和还不上债的事情发生后，老百姓会很失望，以后再难信任政府了。 要想扭转这个局面，就得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把债务管理放进政绩考核里面去，把政府负债当成重要指标来看待。中央已经明确要求了这一点，关键是得严格执行起来，建立跨任期的审计追溯机制。另一方面还得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念引导和能力建设。大家得明白合规的债务是好的工具，用来搞无效工程的就不行了。我们还要倡导化解旧债也是一种政绩的观念。 随着中央对债务风险的管控越来越严，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未来盲目举债的空间肯定会变小很多，财政纪律的约束也会更硬气。更多的考核权重会转到发展质量、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方面上来。这就逼着各级干部不能再光想着怎么借钱了，而是要去想清楚为什么借、怎么借、怎么还这些问题。 最后要说的是地方债务治理不光是技术活儿，更是一场对发展哲学的校准。只有当“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花钱必问效”的机制结合在一起时，发展的船才能避开急功近利的险滩。这既是现代治理的要求，也是对干部初心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