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广为传诵的《滕王阁序》——使滕王阁名扬千古——也让其建造者李元婴的身份与生平长期成为史家关注的议题；作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生于贞观四年（630年）的李元婴，其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初期宗室权力运行的特殊结构与潜在风险。史料记载显示，李元婴的艺术禀赋确实出众。他通音律、善绘画，尤以自成一格的“滕派蝶画”著称，该将宫廷工笔与写意技法相结合的风格，至今仍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成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地方任职时屡被记载的暴虐行径：从金州刺史任上以百姓为靶的虐民事件，到洪州任内强占民女的劣迹，都指向权力约束不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值得继续追问。其一，成长环境埋下隐患。李渊去世时李元婴仅五岁，长期由兄长抚养，既缺少严格管束，又享有超出常人的皇室特权。其二，贞观年间对宗室的相对宽纵，使其即便屡遭弹劾也难见实质惩处。据《旧唐书》记载，他在滕州大兴土木修建行宫后，仅以调任处理，惩戒力度有限，难以形成约束。权力失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清晰。一上，滕王阁等工程耗费民力颇重。《资治通鉴》补注称，仅阁楼主体工程就征调民夫三千余人，以致当地“农事尽废”；另一方面，其暴虐行为损害朝廷威信，也为后来武则天清算李唐宗室提供了可被利用的理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更应被追责的宗室成员，在武周时期反而因被视为“庸懦无害”而获得加封，这种反差也暴露出古代政治清算的选择性。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至少带来三点启示：其一，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即便在“贞观之治”时期也不例外；其二，对特殊才能的道德与法纪约束不能缺位，艺术才华不应成为行为失范的挡箭牌；其三，历史评价需要更完整的视角，既不能因其艺术贡献而淡化其劣行，也不应因其道德缺陷而全盘否定其文化影响。今天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正是对类似历史教训的回应。
滕王阁因一篇名作而名垂千古，李元婴却因其一生行止而争议不断；历史的公正在于，它不会因建筑的声名替建造者遮掩过失，也不会因才艺出众而为道德亏欠开脱。李元婴的经历提醒后人：才华与品行无法相互抵消，权力一旦缺少制衡，终会成为伤人亦伤己的利刃。这也许正是这段历史留给今人最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