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做得出”到“用得上”仍有不小差距；代表张劲松以医用同位素为例介绍，治疗性核素镥-177实现国产化后，原料价格明显下探：过去依赖进口时成本高，如今国内供应能力提升，单居里价格已降至10万元以内。这说明了科技创新在降低关键医疗资源成本上的直接作用。但他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下游企业对国产原料采购并不积极，仍更倾向选择已获得国际认证、应用路径更成熟的进口原料。类似情况在航空材料等领域也存在：研发取得进展，但进入主流供应链、形成稳定批量应用并不容易。 原因——高风险研发、合规验证与市场惯性叠加，形成“隐性壁垒”。核医疗药物研发周期长、投入高、失败风险不确定。企业若将关键原料从进口切换为国产，往往需要重新开展一整套验证研究，不仅要追加投入，还要承担验证不过关或影响上市节奏的风险。对企业而言，这不只是“换一种原料”，而是重新走一遍合规与临床路径，成本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容易出现“不敢用、不愿换”。在航空发动机材料领域，难点更多集中在产业链配套与工程化能力：从实验室样件到持续供货的产品，需要工艺稳定性、质量体系、检测评价、规模化制造等能力支撑，任何环节短板都会拖慢落地。 影响——“研用脱节”久拖不解，创新优势难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代表们认为，如果国产化突破无法被应用端吸收，就难以形成“研发—应用—再研发”的良性循环：上游投入缺少稳定回报，企业对国产替代的信心难以持续，产业链协同也会因订单不足而难以深化。对核医疗而言，应用滞后会影响临床可及性与成本下降空间；对航空材料而言，关键环节薄弱可能制约整机与动力系统配套能力提升。更关键的是，未来产业往往处在迭代快、标准体系仍在完善的阶段，一旦错过窗口期，后续追赶成本更高。 对策——以系统性制度供给撬动“首批次”，用应用牵引创新、用协同降低风险。围绕“有技术、难落地”的共性堵点，代表建议将政策工具更精准投向产业化关键环节：一是建立跨部门共同推进机制，对科研、产业、医保、监管、金融等事项推进，减少企业多头对接的时间成本。二是聚焦“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推广应用，释放更清晰的市场信号。张劲松建议，对率先采用国产核素开展药物研发或原料替换的企业给予研发补助，重点覆盖验证研究等高成本环节，并在审评审批流程上探索更高效的服务机制，实质性降低“换用”门槛。三是发挥创新平台的枢纽作用，推动“需求导向、就近转化”。王海艳结合航空材料实践提出，依托在地研究机构与主机厂、维修企业、能源装备企业等联合攻关，可更快捕捉工程需求、缩短迭代周期，并在高温结构材料等薄弱环节集中发力，既补短板也做强优势。四是加强公众科普与风险沟通，推动形成“安全可控、规范使用”的社会共识。尤其在核技术应用上，应以标准化管理、严格防护和透明沟通减少误解，为产业发展营造更理性的环境。 前景——在新质生产力布局中，未来产业需要“森林式”生态，而不是“盆景式”示范。代表们判断，核医疗、航空发动机材料等领域兼具高技术门槛与外溢带动效应，一旦打通“从0到1”后的“从1到N”，将对医疗健康、先进制造、能源动力等产业形成支撑。随着国产关键原料与核心材料能力提升，叠加对首批次应用、标准体系、供应链协同的持续完善，未来产业有望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能力”。同时，成都等具备产业基础和创新平台集聚优势的城市，若能把“应用场景—企业需求—研发供给—资本服务”串成闭环，更有可能在新赛道上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要落到改善生活、推动进步上。从实验室突破走向市场应用——看似一步之遥——实则需要政策、产业协同与市场认可共同发力。成都作为重要的科技创新高地和战略性产业基地，正处在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创新潜力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阶段。通过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通道，形成更系统的生态支撑，成都有望在未来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