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陈伯达执掌的《红旗》杂志社在外面搞四清的人急着回北京。这事得从1964年10月说起，当时陈伯达把《红旗》杂志社跟马列研究院的人凑一块儿，派去北京郊区那两个大队搞“四清”。这下可好，《红旗》杂志社跟马列研究院的大部队全都被抽走了，剩下的就没几个人。大家知道“四清”吧？其实是从1963年一直折腾到1966年上半年才算歇了口气。一开始说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到了后期就变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了。全国各地好多人都被派到农村基层干活呢。 那时候，陈伯达掌控的两个部门也是倾巢出动去搞四清了。这支队伍一开始就在北京郊区忙活，后来还有一部分人跑去了桂林。直到1966年5月，陈伯达发急了，命令所有在外执行任务的人员立刻回京。有意思的是，邓力群没被叫回去。因为他之前得罪过陈伯达，才被发配去桂林的。 这个时候的陈伯达日子也不好过，外面的情况让他根本顾不上杂志社怎么运转。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人刚被撤了职，《红旗》杂志眼看就要停刊了，外国通讯社那边都有动静了。 等到1970年，陈伯达也被隔离在家中不能出门了。《红旗》杂志社总算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这一页满是混沌和摸索，但好歹象征着一段历史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