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的春夏之交，乾隆皇帝面对投诚后又复叛的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这一局面，给清军下达了追击的命令。哈萨克兵抵挡不住清军的攻势，右部哈萨克汗阿布贲兄弟亲自到军营“问安请罪”，表示愿意把整个哈萨克献给大清。 虽然乾隆皇帝治大国很有一套，在吃多嚼不烂的道理上拎得很清，但他还是拒绝了阿布贲的归顺请求。乾隆认为哈萨克和喀尔喀、厄鲁特不同，没必要把它纳入中国版图，最好是当外藩属国看待。原因在于，哈萨克地处万里之外太荒远了。况且把那里的土地都收进来消化不了，新疆都用了近200年才真正平定下来。一旦加上哈萨克这块更大的地方，以后可能连新疆都守不住。 乾隆早就有定夺，只要大功告成后哈萨克人来投诚，大头目领进京赏官就行，其他人还在原地游牧就不用管了；要是不肯来也不必强行攻打。结果事情比预想中顺利得多，清军把哈萨克军队打退之后，乾隆也没动吞并的念头。清朝疆域图划定的边界原则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准噶尔和它旁边的那些国家从来没被清朝当成外国看待。这种规矩是清朝历代皇帝传下来的家法。 早在康熙晚期的时候，康熙帝就告诉子孙：“外藩朝贡虽然是好事，但传到后世没准会惹出乱子。咱们还是要把国家的元气养足。”乾隆皇帝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推进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其实是为了“重整旧山河”，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都纳入版图。一旦大军完成战略目标就得撤回来。 历史上的1757年在乾隆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准噶尔战争结束了哈萨克的叛乱分子逃往了中国边疆以外的地方，但大清帝国并不打算把那些地方的统治权变成中国的郡县。乾隆皇帝的这种谨慎态度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古代儒家的“华夷之辩”虽然有歧视“四夷”的意思，但像唐人李大亮说的那样，“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大家其实是同根生的参天大树。 乾隆帝对待外国的策略跟今天我们讲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很像。比如清朝在对待安南、琉球、暹罗这些国家的时候就只要求他们“通天朝声教”，既不设郡县派官员去管。这种做法既符合自古以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也跟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内向型传统相符。 乾隆认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界限就在准噶尔故地那边。“大功告成后”的政策方针已经表明了对哈萨克的态度：能臣服最好不臣服也没什么大不了。清军与哈萨克开战只是为了收复疆土而不是侵略别国。爱新觉罗・弘历靠着全盛的国力把理应属于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收了回来。 康熙留下的家法也是这一政策的重要依据。康熙皇帝叮嘱过子孙不要因为虚荣心去发动战争。中国的安宁才是根本要务。乾隆帝反复警告邻国要管好自己的部众别侵犯中国领土。大清国的疆域划分是合情合理的有历史依据的。 乾隆帝的对外政策强调的是向内发展而不是向外扩张。对于主动归顺的哈萨克大汗阿布贲提出的归顺要求被明确拒绝了。这个时候的哈萨克相当于古代的大宛国一样荒凉遥远。中国早在乾隆盛世时期就养成了不侵略别国领土的内向性格。 康熙帝说过“外藩朝贡虽属盛事”，但有可能会惹麻烦。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把准噶尔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看成是外国。所以乾隆帝把这块土地定为中国的边界是非常合理的。 “这番”乾隆皇帝对华夏文化研究得很深入并坚信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清军与哈萨克的交战性质是为了重整故国山河而不是侵略别国。“此番”清朝收复疆土的战略目标完成后军队立即撤回了本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