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行量从2800份飙升到15万份。这是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后，邹韬奋迅速调整办刊方向，公开宣告“与国人共赴国难”，把《生活》周刊转变成以“团结抗敌御侮”为目标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吸引了大批读者。他给周刊定下宗旨，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创刊时周刊只有2800份，到了1931年12月发行量已经攀升至15万份，这在当时是全国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时最重视的是周刊的一头和一尾。他不仅负责搜集材料分类排列编写文章，还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他还为自己取了许多笔名如心水、思退、因公、秋月等等来发表文章。为了办好这份刊物，他在1926年10月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在做事：他自己和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以及兼职会计孙梦旦。为了给《生活》周刊腾出人手，邹韬奋在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一职。这一职位让他圆了儿时想进新闻界的梦想，也算是“一只脚跨入新闻界”。大学毕业后的1921年7月，邹韬奋回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进新闻界的机会，他退而求其次应聘成为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开始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这次经历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后才有了后来的成功。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员（该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发起建立），邹韬奋在1933年年初毅然加入进去并积极行动。然而不久之后杨杏佛被特务暗杀（发生在1933年6月），邹韬奋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欧洲开始流亡生活。最终在1933年12月16日（也就是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为由查封了《生活》周刊（该周刊被迫停刊），出至第8卷第50期就结束了它的出版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