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自民法典施行以来，涉及遗赠扶养协议的案件数量急剧攀升。
北京一中院审结此类案件243件，同比增长44.2%；三中院相关案件增幅更是达到111.27%，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当前社会养老照护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多起典型案例中，无子女老人因亲属拒绝履行照料义务，转而依靠保姆等非亲属人员提供日常照护，并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将遗产留给实际照护者，由此引发法律纠纷。
以王红英案为例，这位患有精神疾病的独身老人在保姆李慧照料下生活20余年。
当王红英的外甥试图争取监护权时，她明确表示只愿跟随真心照料自己的保姆生活。
王红英去世后，其自书遗嘱将房产遗赠给保姆孙子，但遭到姐姐们的强烈反对。
法院经审理认定，在无证据证明立遗嘱时缺乏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该遗嘱合法有效。
另一起案例中，失独老人张大爷夫妇与保姆李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李芳承担照护义务并获得房产继承权。
尽管老人的兄弟姐妹多达十余位，但均未主动承担照料责任，事后却对遗产归属提出异议。
法院最终认定协议有效，支持了保姆的继承权。
法律专家分析指出，遗赠扶养协议作为民法典确立的重要制度，旨在通过契约方式解决老年人照护与遗产处置问题。
该制度要求扶养人承担"生养死葬"的全面义务，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
当前案件激增，主要源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老龄化社会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
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重点审查协议的合法性、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扶养义务的实际履行情况。
对于亲属质疑老人精神状态或指控扶养人照护不当的情形，法院要求提供充分证据支撑，避免恶意争夺遗产的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这类纠纷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因素和道德考量。
一方面，老人基于现实需要选择信任的照护者；另一方面，法定继承人虽未尽扶养义务，却对遗产分配存在期待。
这种矛盾反映出当前社会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分歧。
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扶养义务与继承权的对应关系，强化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引导社会正确理解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意义，促进养老照护责任的合理分担。
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家庭结构变化，类似纠纷可能持续增加。
这要求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既要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也要发展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照护选择。
遗产最终归属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亲疏之争”，而应被看作一面镜子，映照出晚年照护谁来承担、责任如何兑现、权益怎样保障。
尊重老人自主意愿、让照护付出得到制度确认，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把照护缺口补上、把程序规则做实，才能让“身后之争”更少一些，让“生前之安”更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