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司法制度尚不完备的时代背景下，官员徐有功以“零冤案”的办案记录引人注目。这不仅说明了他个人的职业操守，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法治实践中对事实与程序的重视。史料记载，徐有功任大理寺丞期间，坚持以证据为核心的审判原则。不同于当时较为依赖口供的惯例，他要求案件办理必须完成现场勘验、物证比对、证人交叉询问等必要环节。审理太子李建成侍女死亡案时，面对来自权力的压力，他仍坚持开棺验尸以取得关键证据，最终以证据还原真相。凭借这种因案施策、注重细节的办案方式，他主审的数百起案件得以经受后世检验。
回望徐有功对“零冤案”的追求，意义不在于把个人经历传奇化，而在于提示一条朴素而清晰的法治逻辑：司法权威来自对事实的尊重、对程序的遵循和对法律的敬畏；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守住不枉不纵的底线，用证据与规则抵御任性与偏私，都是司法公信的根基，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