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执法失范现象屡见不鲜，企业权益受损引发广泛关注 每年全国两会，司法领域的涉及的议题都备受关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国法院纠正涉企过罚失当等问题367个，认定69件已诉案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再审改判6家企业、12名企业经营者无罪。 这些数字背后，是在压力中艰难维持经营的市场主体，也是不少因执法不当而陷入困境的家庭。近些年，“小过重罚”“过罚失当”等现象在多地出现，引发社会讨论：有小超市因销售两桶仅10元的过期方便面被罚1万元；有商家因售出360元过期茶叶被处以5万元行政处罚。此类案件中，获利与罚款差距过大，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沉重负担，也让公众对执法的公正与合理性产生疑问。 同时，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也不容忽视。现实中，个别执法机关跨越管辖边界抓捕；有部门以办案为名违规罚没财物牟利；有地方将正常合同纠纷强行定性为刑事犯罪，以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还有机构随意扩大管辖以获取更多罚没收入。这些执法“走样”的情况，削弱法治权威，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二、原因：制度执行偏差与利益驱动并存，执法理念亟待校正 涉企执法乱象成因复杂。制度层面，行政处罚法明确要求处罚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并规定了从轻、减轻乃至不予处罚的具体情形，旨在避免处罚“一刀切”，保障当事人权益。但在实践中，部分执法人员将罚款数额等同于执法力度，忽略个案差异，导致结果偏离立法初衷。 利益驱动层面，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为趋利性执法提供了土壤。一旦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公正性就更难保障。此外，部分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不足，对“过罚相当”理解不深，也容易造成执法失范。 三、影响：企业信心受挫，营商环境面临考验 涉企执法失范的影响不止于个案损失。从整体看，频繁出现的“小过重罚”和趋利性执法，会明显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面对不可预期的执法风险，企业往往会收缩投资、降低经营活跃度，这对稳增长、促活力带来掣肘。 执法公信力的消耗同样值得警惕。当公众不断看到“小过重罚”案例，当企业家群体对执法环境产生疑虑，法律权威与社会信任都会受到冲击。法律需要严明，执法也需要尺度与温度；如果只剩机械执行，最终损害的仍是法治的基础。 四、对策：司法监督发力，专项行动推动执法回归正轨 针对上述问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监督推动涉企执法更规范。在行政案件审理中，法院聚焦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赔偿等重点领域，依法审查并裁判行政行为合法性，成为纠正违法行政的重要渠道。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并就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启动专项监督，从制度层面对执法权力形成约束。最高法也多次强调，将“如我在诉”的理念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通过换位思考回应市场主体的合理诉求。 五、前景：法治营商环境优化，公平正义可期可感 从长远看，规范涉企执法司法，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随着司法监督持续加力、专项行动加快，执法规范化水平有望稳步提升，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将获得更有力的保障。 企业信心的恢复与增强，依赖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只有让市场主体在公平规则下安心经营，让每一起涉企案件都得到依法、审慎、合理处理，法治营商环境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从纠正个案到完善制度，中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当每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都能经得起法律与社会的检验，当“小过重罚”不再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法治才能更稳固地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这场指向问题本身的执法司法改革，关系到千万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也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