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高校汇聚了大量具有产业化潜力的科技创新成果，但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论文走向产品，仍存明显“卡点”。不少成果在技术成熟度提升、应用场景验证、市场需求匹配等环节停住，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瓶颈。李建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实中高校教师同时承担教学与科研等任务。除少数转化意愿强、资源较充足的团队外，多数团队很难长期投入企业对接与市场拓展，供需信息不对称、对接效率偏低的问题较为突出。 原因—— 一是供需两端存在“语言差”。企业更关注成本、周期、可靠性以及能否规模化生产，高校更强调技术先进性与研究深度。评价体系不同，容易出现“技术不错但落地困难”或“需求迫切却找不到合适供给”的错位。二是专业化对接力量不足。政策工具并不缺，但要真正落到团队、项目和场景，需要既能深入科研一线理解技术路线，又熟悉产业链和市场规则的复合型人才持续撮合、推进。三是成果转化链条长，涉及知识产权、合规审查、工程化验证、投融资、市场准入等多个环节。仅靠科研人员“兼顾式”推动，往往难以形成稳定机制与持续供给。 影响—— 对接不畅会直接降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一上，具备市场潜力的技术难以及时获得真实场景验证，可能错过窗口期；另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中面临关键技术短板，如不能快速链接高校技术供给，研发成本与试错成本都会上升。更关键的是，科产融合的成效关系到区域产业竞争力与创新生态质量。成都正推进“科产融合”战略，如果对接机制不够高效，创新成果在本地落地转化和产业链协同升级将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速度与质量。 对策—— 李建清认为，建设职业经纪人队伍是提升转化效率的重要抓手。职业经纪人不应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技中介，而应具备较强的技术背景与产业理解力，能够深入特定行业，掌握企业技术需求、产品路线与应用痛点，同时熟悉高校科研团队优势与成果储备，主动挖掘可转化技术，找准“企业需求—技术供给”的契合点。其关键作用在于把分散的需求与成果组织起来，把政策工具转化为可执行的项目清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落地的合作方案，起到“连接器”和“推进器”作用。 在机制层面，他肯定成都正在推广的“科技副总”“揭榜挂帅”“场景对接”等措施，并建议深入扩大覆盖面与规模，提高高质量匹配的概率，推动从“建立连接”走向“形成融合”。以“科技副总”为例，通过人才与岗位深度嵌入，有助于建立更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后续项目落地、联合攻关与产业化推进提供持续动力。在应用场景上，他认为“立园满园”形成的产业集聚，为成果转化提供了更好的试验空间：园区可汇聚上下游企业、公共平台和应用单位，为技术提供更精准的试验田与验证环境，减少转化过程中“缺场景、缺用户”的问题。 在人才供给路径上，电子科技大学已开始探索由教授兼任职业经纪人。李建清认为，此做法具备现实可行性：教授更了解学科方向、团队能力与技术成熟度；若通过高校的组织化方式，与地方和行业建立常态化联系，可帮助有转化意愿的教师更高效走向产业一线。同时，也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明确角色边界与激励机制，推动形成专业化、可持续、可复制的转化服务体系。 前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智能化技术加速与制造、交通、能源、医疗等行业融合，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创新需求更为迫切。李建清指出，智能化技术只有与具体行业深度结合，才能释放价值，这也使“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对接能力更加稀缺。未来几年，若职业经纪人队伍建设与现有机制共同推进，再叠加园区场景供给与产业集聚效应，成都有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从“项目对接”走向“体系化协同”，从“单点合作”走向“链式融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与成果加速落地。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看似不远，却往往最难跨越。问题不在于政策不足，而在于缺少高效、稳定的连接机制。职业经纪人的出现，是对这个痛点的直接回应。他们以专业判断和复合能力，在高校与企业之间搭起桥梁，让实验室里的成果更快走向应用，也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更容易找到可行方案。“人的连接”被纳入体系建设，意味着成果转化正在从单靠政策推动，转向以机制和生态提升效率。成都在这一方向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