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数字化加速普及的同时，部分群体的使用门槛和风险也更加突出。扫码支付、线上就医、移动政务等已成为社会运行常态，但不少老年人挂号缴费、出行打车、线上办事等环节仍陷入“不会用、不敢用、用不好”；未成年人则在网络沉迷、过度消费、接触不良信息诸上风险上升，身心健康与行为规范面临挑战。李鸿彬代表指出，数字化不应成为公共服务的新门槛，制度与治理要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 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受生理机能下降、学习成本高、使用习惯差异等影响，更容易界面复杂、多重验证、频繁更新的应用环境中受挫；再加上一些机构和平台“只留线上”“默认手机办理”，让老年人被动进入“无从选择”的状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五分之一，仍有相当比例老年人未能稳定接入互联网，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另一上，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自控力与辨别力相对不足，算法推荐、游戏化机制、直播打赏与社交诱导等因素叠加下，容易出现沉迷与冲动消费；低俗暴力等有害信息及不当交往，也可能对价值观与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 影响：数字鸿沟一旦固化，不仅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成本与焦虑感，也可能在就医、金融、交通等领域带来新的不平等，影响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社会信任。对未成年人而言，网络沉迷可能引发视力下降、睡眠紊乱、学业受损、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若缺乏有效防护与干预，还可能诱发心理障碍甚至违法违规行为。多位与会人士表示，数字化治理的目标应是提升效率与福祉，而不是让部分群体被边缘化。 对策：围绕老年群体“能办事、办成事、办得安心”，李鸿彬代表提出以“科技适老”和“人文助老”相结合，完善政策与服务供给。其一，在金融、医疗、交通等高频场景保留必要的线下渠道和人工窗口，明确服务标准与责任边界，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形成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兜底”安排。其二，推动智能终端和应用加快适老化改造，优化“大字简洁、一步直达、少填少跳、语音辅助”等功能设计，完善“长辈模式”便捷入口，避免以“适老”之名进行变相营销。可探索引入第三方评测与公开公示机制，对体验差、误导强的产品限期整改。其三，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大学等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组织志愿服务结对帮扶，同时倡导家庭“数字反哺”，鼓励子女耐心教会父母长辈使用常用功能，作为养老服务的补充。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李鸿彬代表强调关键在于把法律法规落实到产品端、平台端和执法端。他建议围绕“青少年模式”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与执行标准，在内容分级过滤、使用时长管理、消费权限限制、互动社交管控等上形成刚性约束，避免“有入口、无效果”。对违规推送有害信息、诱导沉迷或变相绕过限制的平台，应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形成震慑。同时，推动建立更便捷的未成年人网络侵害投诉与处置机制，优化“一键投诉”入口与限期反馈要求，提高发现、核查、处置效率。在教育与健康领域，可将网络素养纳入学校课程与家校协同内容，强化规则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在医疗卫生体系中探索设置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预防与干预服务，完善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链条。 前景：与会人士认为，建设全龄友好数字社会，需要政府、平台企业、公共机构、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各尽其责：政府侧重标准制定与执法监督，公共机构强化无障碍服务供给，平台企业把合规要求嵌入产品逻辑，基层治理做好培训与帮扶，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成长环境。随着制度落地与服务供给同步推进，数字化效率将更好与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相结合，让技术进步更多转化为普惠成果。
技术进步不应让任何群体掉队。李鸿彬代表的议案提示我们，数字化不仅要追求更先进，也要更可用、更安全、更包容。当老年人能顺畅使用常用服务，当青少年能在更清朗的网络环境中成长，数字文明才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既是对重点群体的保障，也是在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