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西班牙国内财政状况与政局动荡的各种事件，常混杂在寄往斯德哥尔摩的书信中。这里面没有什么稀奇的，毕竟这些事情是同期发生的。这次展览里，我们决定按话题来串联，不用非得顺着时间顺序走。实际上，早在1931年5月上旬，这种局面就初露端倪了。 这个时期的新政府动作特别多，代表们传话说，政府和各种派别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关于选举和军队改革的事儿也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能看出这些改革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西班牙有300名将军、22000名军官，手里握着一支15万人的大部队。 丹麦领事丹尼尔松直言不讳，对共和国的民主成色表示怀疑。坊间传闻，温和派正在串联行动，目的不是复辟君主制，而是要夺回共和体制的主动权，尊重不同的政见，并且想让右翼人士在总统选举中发挥作用。 显然，这时候全国上下对当局那套政治和社会路子非常反感。自从1932年1月起，新的共和制稍稍缓和了代表团头几个月对西班牙政局的那种恐慌感。到了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丹尼尔松觉得君主制再翻个儿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反倒是左翼执掌的共和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场革命；而在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它显得太保守了。他引述了一些接近激进党头目的话：如果情况逼急了，他愿意用直接搞革命的手段夺权，并且打算拉拢那些懂政变套路的军官。 就在1931年夏天，从斯德哥尔摩收到的外交报告里还在提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等到1932年1月社会上出乱子了，这种恐惧情绪变得更重。丹尼尔松在引用桑祖乔将军的话时质疑他对共和党理念的忠诚度。早在1931年那会儿，他就发过机密信警告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以恢复独裁统治。 将军们吓唬人说，如果政府保不住治安，他们就要牵头搞新的军事独裁。 丹尼尔松写到：虽然这些消息听起来很离谱，但考虑到西班牙的政治历史案例，咱们还得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准备。几个月后大家都在说“剑响了”，乱子眼看着就要来了，有人传言通过宪法之后军队会插手干预来恢复独裁统治。可看当时的情形，这些潜在的政变更像是要把国家的大党逼得进一步往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