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其实早就已经历经了不少风浪。哪怕时间回到1913年，那里就已经有过两次几乎让律师陷入绝境的危机。不过好在，每一次危难关头，都有一个组织挺身而出，护住了这些身处困境的同行。咱们先说说1913年发生的那件事。那年宋教仁遇刺，政局一下子变得特别紧张。凶手应桂馨被抓后请了律师杨景斌帮他辩护。杨律师当时也没啥别的要求，就是要求警方依法办事、别随便抓人、别设什么特别法庭，案子该归法院审还得归法院审，还想把躲在租界的洪述祖引渡出来。这种如今看来很正常的辩护行为，在当时却惹来了麻烦。各种报纸开始骂他不要脸、有辱桑梓。谁能想到，一个律师为了工作受这种委屈呢？等到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应桂馨趁着乱局跑了，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反倒是杨景斌被追究侮辱法官的责任，司法部直接把他的律师执照给吊销了。 这时候的上海律师公会刚成立没多久，但他们没躲着走。面对司法部的决定，公会联合了吴县、华亭、无锡等地的同行一起声援。公会公开说要是惩戒委员会要审杨景斌，各地都要派律师去给他辩护。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大的行业力量撑腰，司法部后来才没法坐实那些指控。1914年2月的时候，司法部恢复了杨景斌的律师执照。要是没公会撑腰，他这辈子恐怕都别想再做律师了。 时间过了快二十年到了1932年，类似的危机又来了。这一回出事的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公会成员的李时蕊律师。因为他反对那些向党旗鞠躬、诵读遗训的旧仪式（你懂的），他被所在的党支部开除了党籍。开除还不算完，对方还要求党中央和司法部把他的律师执照给撤销，甚至给公会施压。 为了不连累公会，李时蕊主动辞了公会执委的职务。可公会没有放弃他！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做了三件事：一是公开澄清说提出改仪式的不是李时蕊；二是挽留他继续当执委；三是正式给司法部发电报说党纪处分跟律师资格不能混为一谈。没多久外面就有谣言说要秘密逮捕李时蕊了。 上海律师公会这回又果断出手了。他们直接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了电报担保说李律师从业十七年小心谨慎、还积极抗日那些所谓挪用捐款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公会还说哪怕他真有过失也该公开审判反对秘密抓人。 最终李时蕊的执业资格保住了没有被起诉。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最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同一个公会面对两次危机做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选择。 杨景斌案的时候公会还在初创阶段就敢联合各地同行对抗官方处罚；李时蕊案的时候公会更有经验不仅据理力争还政治稳妥地护住了会员。 不管是依法辩护还是公开发声道路不同但困境是一样的：都被舆论裹胁都被权力敲打都差点被剥夺执业资格。 他们能活下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行业没有抛弃他们。 在那个权力随便吊销执照的年代个人抗争往往很微弱但上海律师公会用行动证明律师不是孤军行业共同体可以成为最坚实的后盾。 它不煽动也不激进却在关键节点据理力争用规则守护规则用集体护住个体让被夺走的资格失而复得。 如今虽然杨景斌和李时蕊的详细生平已经很难找到了但这两段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律师能不能站住脚不光看他敢不敢说话更看他身后有没有一个愿意为他说话的共同体。 而上海律师公会就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守住了这份同行之义也守住了近代律师行业最珍贵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