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让更多高水平科研力量更有效参与国家重大需求导向的创新活动，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多位委员在调研中反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以来，在强化顶层设计、提升资源统筹效率上成效明显，但也出现项目体量偏大、参与门槛较高等新情况：不少项目多为千万元级甚至更高，更适配大团队组织方式；一些优秀青年教师和中小团队难以融入既有的大协作体系，申报与参与空间有限。 原因—— 委员们分析认为，该现象背后既有科技计划整合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与项目设置灵活性不足、类型结构相对单一有关。另外，部分科研人员无法参与重点研发计划时，往往转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集中申报，客观上造成竞争过度集中，影响不同类型创新活动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合理布局。按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看，应用基础研究、试验验证、工程放大等环节往往需要“小而精、快迭代”的团队机制；若项目设置长期偏“大”，可能导致部分关键技术难以跨过从原理到应用的“中间阶段”。 影响—— 这种结构性失衡若持续存在，可能带来三上影响：一是优秀人才与创新想法难以及时进入国家重大任务体系，削弱创新源头的活力与多样性；二是部分领域容易形成“重规模、轻机制”的路径依赖，影响科研组织效率和资金使用绩效；三是成果转化链条在关键节点承压。早在2016年，徐旭东委员就曾以书面发言提出成果转化“高死亡率地带”的概念，并形象称之为“达尔文死海”，引发广泛讨论。此后他持续呼吁完善中间阶段技术市场建设。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前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更需要在科研项目供给侧形成“大项目攻坚”与“小项目孵化”并行的格局。 对策—— 围绕上述问题，徐旭东委员今年提交提案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有总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设立体量较小、适合小团队承担的项目类型，例如单项支持强度可在100万至300万元区间，形成与现有大项目互补的“梯度供给”。他提出，这类项目指南可更多聚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及总体目标，不预设过细的研究路径与技术指标，为科研人员探索留出空间；项目定位可兼顾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放大与产品研制等环节，并鼓励企业或依托单位按一定比例配套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在组织方式上突出“小团队、强执行”，以提升经费使用效率和任务完成质量。 除科技议题外，委员们还围绕民生与区域发展建言献策。围绕公共健康，徐旭东委员提出深入加强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体系建设的建议，认为需要在学校、家庭、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建立更顺畅的筛查、转介与干预机制，提升基层识别能力与服务可及性。围绕乡村振兴与农业科技创新，他建议支持武汉有关平台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围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他提出以制度型开放支持武汉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等建议。与此同时，住鄂全国政协委员们前期围绕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激发消费潜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议题开展调研，努力把基层声音、行业诉求与发展建议带到大会。 前景—— 多位委员认为，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关键在于更好统筹“集中攻关”和“广泛创新”：既要持续支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任务，也要为原创性、颠覆性与交叉性探索提供更丰富的制度供给。随着科技强国建设推进，未来若能通过项目类型优化、评价机制改进与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完善，进一步畅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将有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同时，在长江大保护、生态修复与珍稀物种恢复等长期任务中，跨学科、跨部门协同治理也有望获得更有力的科技支撑与政策保障。
从破解科研经费分配难题到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政协委员的履职始终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徐旭东提出的“小团队大创新”思路，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方向，也回应了新阶段对创新组织方式调整的现实需求。随着两会凝聚的共识逐步落地为政策举措，这种既立足专业、又关切民生的建言实践，将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