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位于东莞的某线路板钻孔有限公司当地经营多年，受市场波动叠加内部经营判断偏差影响，自2023年6月起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随后债务集中到期，企业银行账户和机器设备被多地司法查封，供应链和订单履约承压，生产一度接近停摆。数据显示，企业累计负债217万余元，可供处置的资产仅剩约53万元设备，且多数设备为融资租赁承租物，传统“清偿—处置”路径难以同时兼顾持续经营与债权实现。 原因—— 一上，中小制造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资金链对订单回款和融资环境高度敏感，经营决策一旦失误，容易被外部波动放大，流动性随之快速恶化。另一方面，债权结构多元、诉讼执行分散，易形成“多头查封、资产碎片化处置”，不仅推高停产风险，也会拉低债权回收率，出现“企业救不活、债也收不回”的局面。此外，企业负责人对破产制度存误解，将“破产”简单等同于“关门清算”，担心员工安置和经营声誉，早期抵触明显，增加了纾困沟通成本。 影响—— 若企业直接停产清算，表面上纠纷可快速了结，实际可能带来三上损失：其一，生产线停摆导致订单违约和客户流失，企业的经营价值迅速缩水；其二，职工就业和工资支付不确定性上升，影响队伍稳定与社会预期；其三，多方债权分散执行中相互掣肘，处置成本上升，最终损害整体清偿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地区而言，此类企业虽规模不大，却与上下游协作紧密，一旦断链，外溢影响不容忽视。 对策—— 针对企业“资不抵债但仍具经营价值”的特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成立企业纾困司法协同中心后，将该企业纳入梳理范围，认为具备通过执破衔接实现整体纾困条件，随即由执行端移送破产审查，推动程序由分散执行转入集中处置。法院受理对应的申请后，承办法官团队综合评估认为，相较清算，重整更能兼顾保经营、稳岗位与提高清偿。 在具体推进中，法院将释法沟通作为前置环节。针对企业负责人对破产程序的顾虑，承办法官多次上门交流，说明进入破产程序后诉讼执行将依法中止、债务计息规则相应调整等制度安排，强调重整的重点在于集中处理债务、修复经营能力，目的不是简单退出，而是以法治化方式保住企业和岗位。在取得理解后，企业主动移交账册、财产线索及证照印章等关键资料，为后续重整打下基础。 围绕“破产不停产”，法院与管理人协同采取多项措施：一是保障持续经营，允许企业在重整期间维持供货和交付，减少订单中断；二是高效接管并规范使用账户，确保工资、水电、材料等共益债务及时支付，稳住生产基本面；三是与融资租赁设备出租人沟通协调，明确租金可依法作为共益债务优先清偿，争取重整期间不锁机、不断供，避免关键设备停转；四是加强合同签订与履行监督，企业收付款统一通过管理人账户收支，提高透明度，促进信用修复。在上述安排下，债权人对分期清偿方案的接受度提高，企业产能逐步回升，月销售额从低谷回升至40万元、60万元，并在后续实现更高水平增长。 程序推进上，2025年9月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两个月后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结果显示，企业保住约20名职工岗位，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及普通债权均实现100%清偿，形成“企业恢复经营、职工稳定就业、债权人足额受偿”的多赢局面。 前景—— 该案表明，破产制度不仅是市场退出机制，也是优化资源配置、修复信用关系、保护经营价值的重要制度工具。对制造业集聚地区而言，围绕“可救企业”建立识别机制，并通过执破衔接打通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有助于减少无序处置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形成“以重整促再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随着重整企业经营指标回升、订单恢复与现金流改善，其在产业链中的稳定性有望继续增强，也为同类中小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纾困路径：早识别、早介入，以生产为中心统筹债务重组与经营修复，才能把风险处置转化为发展增量。
从“破”到“立”的司法实践表明，挽救一家企业不只是账面上的债务重组，更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激活。当法律程序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那些承载就业与技术积累的实体企业，就有机会在制度框架下穿越周期波动。东莞案例呈现的做法，也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