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入攻坚期。
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仍面临成本上升、需求分化、低端供给过剩等压力，单靠规模扩张难以支撑长期增长；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关键领域竞争更趋激烈。
如何在保持经济运行稳定的同时，实现技术迭代与产业跃迁，成为“十五五”开局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在于：其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与重要原材料的安全可控需求上升，倒逼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
其二，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要求更高，能源、制造、交通等领域需要更高效率、更低排放、更强韧性的供给体系。
其三，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从“设备更新”到“体系重构”，都需要在技术与组织方式上同步突破。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骨干力量，央企在重大工程牵引、原创技术攻关、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具备基础与责任，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形成可持续增长动能。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国资委近期调研明确提出，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着力在价值提升、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改革赋能、党建提质等方面打好攻坚战，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围绕这一部署，央企产业布局呈现“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的双轨并进特征，目标指向更清晰：以战新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支柱，以未来产业赢得长周期竞争主动，进而开辟增长“第二曲线”。
影响层面看，投资与项目落地正在为产业升级提供“硬支撑”。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中央企业在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年均增速保持较快水平，2025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规模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持续提升。
以海上光伏为例，相关示范项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化方案，有助于推动新能源从“单点突破”向“规模化应用+体系化保障”迈进，带动装备制造、海工建设、运维服务等配套环节共同成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央企在未来产业领域的前瞻布局正在加速形成“种子工程”。
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生物制造等方向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的特点，对资本耐心与组织能力要求更高。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挥“耐心资本”作用，提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配置比例，通过投融资支持与产业资源导入，推动“早、小、硬”项目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鸿沟。
与此同时，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面向算力、网络与应用协同的体系化布局，为未来产业提供底座能力，使新技术更快进入规模化验证与场景落地阶段。
技术突破则是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决定产业能否走得稳、走得远。
数据显示，2025年1—11月中央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研发平台体系持续完善，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供依托。
在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领域，一批重大技术实现突破：例如，面向新型储能的电热储能关键装备与系统集成取得进展；面向高效清洁发电的先进锅炉装备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并实现超低排放。
这些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在相关产业链上的话语权，也为重大工程建设和绿色转型提供更可靠的技术路径。
对策上，央企发展“第二曲线”需在三方面形成合力：第一，坚持以产业需求牵引创新。
围绕国家战略需要与市场应用场景，推进“工程—产品—产业”贯通，避免创新与产业“两张皮”。
第二，优化资本配置与组织方式。
通过专业化整合、并购重组与协同攻关，提升资源集中度和效率，推动优势要素向关键领域、关键企业、关键项目加速集聚。
第三，强化产业链协同与风险管理。
在补链强链延链上更注重系统性，兼顾安全、成本与效率，建立可量化的技术路线、投资节奏与退出机制，防止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前景上看，“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进入加速期。
随着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持续推进，战新产业有望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形成更具韧性的增长极；未来产业则将以更长周期、更高门槛重塑竞争格局。
预计央企在重组整合与并购方面将更加聚焦关键领域，突出稳妥推进与提升实效并重，以规模优势叠加创新效率，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
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其产业升级与创新布局不仅关乎自身竞争力，更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息息相关。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央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突破口，正以创新驱动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这一实践不仅将为国内经济注入新动能，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未来，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学研协同，仍是央企迈向世界一流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