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他的《文化与教育》中提到，中国创办新式教育，已经有八十多年了，但是总是有两大毛病：一是实利主义，二是模仿主义。实利主义这个毛病，主要是因为目光短浅，不从根本处着手。模仿主义这个毛病，就是照葫芦画瓢，没有对症下药。其实这两个毛病就是一个问题，根源在于缺少一个整体的规划和根本精神。他说的这种有整体规划和根本精神的教育，应该叫做国家教育。但是从清朝到现在的八十年教育，和国家教育关系不大。最初的学校只是给翻译、军事和制造机械的人用的。学外国语言文字，只是为了外交翻译用；学科学技术，只是为了军事上制造器械用。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国家教育的深层含义。这都是因为短视的实利主义在作祟，模仿主义也就跟着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科举废除了，政体也改了。人们渐渐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翻译和制造。大家的目光开始转向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甚至还扩展到文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当时有新文化运动出现，但追溯起来还是和清朝同光年间的思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前面那个时期主要是实利主义占主导地位，模仿主义辅助一下；这次则是模仿主义为主导地位，实利主义辅助一下。紧接着新文化运动的是科学救国和科学教育的呼声。科学教育这个概念依然缺乏根本精神，不符合国家教育的深层意图。实际上还是靠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支撑着。不过这次又以实利主义为主导地位，模仿主义辅助一下。这两种倾向之间稍微有些转变。这就是民国十八年以来的大体情况。近几年各大学新生报名情况也很有意思：报工科的人特别多，理科的人就少得可怜。文科法律系里最热门的是经济系，但是经济系的课程主要集中在银行簿计、会计管理等方面，很少有人对经济学原理感兴趣。哲学系很少有人关注。五个人里面至少有四个人学西洋哲学，顶多有一个人学中国哲学。文学方面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八个人学西洋文学，顶多有两个人学中国文学。这些事实背后反映出一种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表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这些中学生投考大学时的心理倾向和风尚来源，不得不说是教育精神感召的结果。从清朝同光年间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教育精神依然只是受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影响着。如果不是因为追求实际利益，怎么会那么多人都去投考工科而不去理科？如果不是因为模仿外国文化现象严重，怎么会那么多人都去学西洋文学哲学而看不起本国文哲？所以民国三十年以来的新教育好像还是没有摆脱模仿与实际利益这两个问题。实际利益是目的，模仿是手段。实际利益和模仿都有其必要之处。然而如果只把这种以实际利益和模仿为手段来追求实际利益的心理当作国家教育的重心的话，那么既得不到实际利益也无法达到模仿的目的。我们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论确实需要重新反省与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