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拼生源”到“拼分数”，规范治理仍有堵点。代表委员调研指出，部分地区中学招生仍存变相选拔、违规承诺等现象：初中阶段个别学校以“密考”等方式提前掐尖，高中阶段出现以“签约”“包录取”名义干扰志愿填报、甚至违规借读等做法；此外，周测、月考、联考等考试安排密集，一些学校将考试排名作为主要评价方式，学生被迫在“刷题—排名—再刷题”的循环中消耗时间与精力。校外培训上——“双减”持续推进背景下——行业形态更趋多元，线上线下融合加快，“自习室、研学、托管”等新业态与学科培训边界交织，给基层监管带来新的现实挑战。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评价惯性，导致行为异化。多位代表认为，招生环节的恶性竞争，根源在于优质资源相对集中、社会对升学通道的高度关注以及“分数—升学”单一导向的惯性。一些学校将生源竞争视作“核心任务”，把本应聚焦的课程改革、教研提升和学生发展让位于招生宣传与选拔安排。考试过频则与教学管理的粗放化有关：缺少学期整体考试计划、缺乏基于课程标准的命题与质量分析机制，导致“为考而教、为分而学”。校外培训监管难点，既来自业态快速迭代，也与现有制度在主体认定、执法边界、跨区域协同、线上证据固定诸上的衔接不足有关，基层执法面临“看得见、管不住”“管得住、难认定”的矛盾。 影响——扭曲办学方向，加重焦虑，损害教育生态。代表们指出，“擂台式”招生会挤压学校内涵发展空间，校长和教师精力被牵引到竞争性事务中，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过度考试容易挤占体育锻炼、兴趣培养与自主学习时间，叠加分数排名压力，增加学生身心负担，也容易把家校关系推向功利化与对立面。校外培训若监管滞后，可能诱发隐形变异培训、价格与服务纠纷增多，进而反弹教育焦虑，削弱校内教育主阵地作用，不利于形成健康育人环境。 对策——用制度“立规矩”，让学校回归育人、让监管更具穿透力。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炎建议，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坚决落实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招生的各项规定，淡化过度招生宣传与“开放日”竞赛化倾向，切实保障学生及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志愿填报；通过规范招生行为，为学校营造静心办学环境，使校长回归管理本位、教师回归教学本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升教育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李静呼吁继续科学控考、提质减负：在严格控制考试次数的同时，把考试定位为诊断学情、改进教学的工具，健全考试计划管理和质量分析机制，减少机械重复训练，推动课堂从“知识灌输”向“素养培育”转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善竑提出，应加强校外培训监管的立法支撑，推动监管法治化、常态化：针对线上线下融合、新业态不断出现等情况，进一步明确监管对象与边界，厘清部门职责，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跨区域协同机制，增强处罚与信用约束的刚性，提升治理的可预期性与有效性。 前景——从“治理乱象”走向“系统重塑”，关键在协同与长效。代表们普遍认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需要系统施策：一端是完善招生、考试、评价等校内制度，推动优质资源更加均衡；另一端是以法治方式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稳定格局。随着涉及的制度进一步细化、执法协同更趋顺畅、学校治理能力持续提升，“以分数为中心”的惯性有望被逐步纠偏，教育生态将更注重学生身心健康与长远发展。
基础教育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国家未来。代表委员们的建议既源于教育一线的深入调研，也说明了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当前，各地各部门应以这些建议为指引，更深化招生制度改革、优化考试管理制度、完善校外培训监管法律框架，形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初心使命，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