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外开放越向纵深推进，外语人才结构性短缺更显突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规划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与之相伴的是，国际交往从传统经贸往来延伸至规则对接、产业协作、公共安全、国际传播等更广领域，对涉外人才的能力谱系提出更高要求。
董洪川认为，外语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语言技能训练层面，必须围绕国家战略所需，构建更完备的人才供给体系。
原因——需求端加速升级与供给端布局不均并存。
一方面，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上升，国际交往更强调风险识别、规则把握与沟通协调能力，高质量外语教育不仅服务交流互鉴，也关乎国家利益与安全。
另一方面，一些高校语种设置与区域国别研究力量分布不均，部分重要区域的关键语种覆盖不足，人才培养与国家在特定方向上的现实需求存在时间差、结构差。
董洪川指出，高校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是服务国家，国家需求应成为专业设置与培养体系调整的重要牵引。
影响——制度型开放与全球治理参与，要求“懂语言更懂规则”。
董洪川分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在制度型开放，意味着要在更高层次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与数字贸易等新领域规则。
面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规则框架的研究与对接，需要人才既具备对象国语言文化能力，也能理解涉外法治、国际经贸、合规治理、国际传播等专业知识。
外语学科的价值正在从“沟通工具”拓展为“综合认知与国际事务参与能力”，在经贸谈判、公共政策沟通、企业出海服务、国际舆论场表达等场景中，其复合能力将直接影响合作质量与效率。
对策——以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为统领，推动语种布局优化与“外语+”培养体系成型。
董洪川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动关键语种与重点区域人才供给的协同规划，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完善语种梯队建设，提升特别语种覆盖率与可持续培养能力。
在培养模式上，推进“外语+”复合型培养：一是强化跨学科课程体系，将语言能力与法治素养、经贸知识、国际传播能力、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有机衔接；二是突出实践导向，通过实务案例、国际组织与企业场景训练、跨文化沟通项目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提升规则理解与专业表达能力；三是搭建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国家民众在文化、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增进理解。
董洪川认为，民心相通是合作的社会基础，交流越深入，误解与隔阂越容易减少，也更有利于经贸、技术等层面的务实合作。
前景——顺应教育变革，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提升培养质量。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教育形态、学习方式与知识更新速度发生深刻变化。
董洪川提出，外语教育应在教学组织、资源供给、能力评价等环节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智能化工具在课堂教学、口笔译训练、语料分析与跨文化学习中的规范应用，提升教学效率与个性化支持水平。
同时要守住育人本质，强调价值引领与专业伦理，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能力提升与人才成长，最终形成面向开放型经济与国际合作需要的高端涉外人才培养新格局。
当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面临重构之际，涉外人才培养已超越教育范畴，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洪川委员的建言不仅为"十五五"期间教育改革提供了路线图，更启示我们：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人才培养必须建立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动态调整机制。
这种前瞻性布局，或将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