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搞新教育已经有八十年了，可至今仍有两个顽疾没治好，一个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一个是一味地模仿别人。说白了，这两个毛病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个病根，就是从来没搞出一个全盘的计划和根本的精神。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应该叫国家教育。而这八十年里的做法，跟国家教育压根不沾边。最初搞学校的时候，也只是开了些外语馆、水师学堂和格致书院，目的只是为了培养翻译、军人或者会造机器的人。学外语是为了跟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当翻译，学科技也只是为了打仗和造东西用。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想通国家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那种短视的功利思想在作祟，模仿也就跟着来了。这种病一直拖到民国初年，科举没了，政体变了，老百姓才慢慢明白教育不光是为了翻译和造机器。大家的眼光开始从军事外交转到政治法律经济上，后来又去研究文学、历史和艺术。这就有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追根溯源，这还是同光年间那套思想的延续。只不过前期是以实利主义为主，模仿为辅；这一期是以模仿为主，实利为辅。新文化运动过后，大家又喊起了科学救国和科学教育的口号。所谓的科学教育其实还是缺根魂，离国家教育的要求差得远。说白了还是靠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撑着。只是这次是以实利主义为主，模仿为辅了。这种情况从民国十八年一直持续到现在。风气变了之后，现在的大学新生报志愿时挤破了头往工学院钻，理科那边却很冷门。文科里最火的是经济学系，但学生们都只盯着银行、会计这类实用的东西看，真正对经济学原理感兴趣的人少之又少。哲学系就更没人待见了。五个学生里有四个学西方哲学的，学中国哲学的最多一个。文学方面也是十个人里有八个学西方文学的。这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这些事实反映出大家心里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正好说明了这个时代的风气。年轻人报大学时的这种想法和风气从哪儿来？说到底还得怪教育精神太离谱。你要是不功利的话，怎么会都跑去学工科而不碰理科呢？要是不模仿的话，又怎么会都去学西方文学哲学而看不上自家的东西呢？所以说民国这三十来年的新教育好像还是脱不了模仿和功利的老毛病。功利是目的，模仿是手段。功利没什么不能讲的，模仿也没什么不该有。但如果只是为了功利而盲目模仿就成了国家教育的核心的话，那最后不仅得不到功利的好处，连模仿也搞不成。我们的教育精神和理论确实需要好好反思反思、再讨论讨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