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家住古镇三桥附近的王龙根老人，曾是同里轮窑厂的烧窑师傅。他向我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长方形轮窑的外墙用砖墙夹粘土砌成，顶部和内墙嵌满耐火砖，内部每隔五米就有一个窑门，供运送砖坯和成品。侧墙里设有暗烟道，这些烟道会把火烟全部引向外面六十米高的大烟囱。砖坯装好后，师傅们用砖头把门封死，然后让窑车沿着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循环移动。工人们每天要在窑顶上的一排排投煤孔前忙活八个小时，一铲铲把煤送进“火眼”里。如果火候不够，烧出来的砖就会黑心易碎；要是火头太猛，砖就会变成面包砖那样硬得砌不上墙。当砖块膨胀到七成时，就得调低哈风，让煤烟顺着烟道被大烟囱彻底抽走。 在同里镇西长纤路道士桥堍，有一座叫“同里轮窑厂”的企业。这里的轮窑共有24个门同时作业，一头进去装坯，另一头就把成品砖送出来。一天下来大约能生产九万块砖。产品有九五砖、八五砖还有空心砖。红砖是用煤渣拌泥烧成的，强度很高。那时候运煤的拖轮沿着运河不断驶来，上海的贩砖船也络绎不绝。狭窄的长纤路上经常出事：有一次铁驳子为了避船竟然撞到了渡船桥的桥石上；几年后“西津野渡”古迹因为危桥被拆掉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工人的日薪是二十来块钱，砖价只有二至八分。到了九十年代末，工资涨到了四五十块，砖价也涨到了二角。在生意最好的时候，“提货要排队”，价格和质量全由厂方说了算。 村里的楼房盖得越来越多后，对砖瓦的需求一下子就少了。土窑先撑不住关张了，轮窑厂也跟着陷入了困境。九十年代改制后没人接手经营。到了2000年初，同里轮窑厂被交给后浜村打理。没过多久就因为没钱赚彻底关门了。现在那里只剩下取泥制坯留下的几百亩大坑和断壁残垣。 同里镇边上的屯村砖瓦厂命运也差不多。1997年它转成了私人企业；到了2004年业务收入只剩下155.2万元、利润只有2.3万元；随后销量越来越差，最后把窑体都拆掉改作了别的用途。 现在同里镇里已经看不到轮窑的烟了。不过昆山锦溪祝甸村还保留着几座古窑——也许过些年它们就能成为“砖瓦制造活化石”，让后人怀念那段黑烟与希望交织的江南往事。 199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晚冬日子，苏同黎公路南星湖大桥附近的包装老板朱炳金请我去他老家锦溪镇做客。锦溪的新名是“锦溪”，旧称“陈墓”，这是因为南宋隆兴年间有一位陈妃病死在这里并葬于此地。虽然私家园林不像同里那样稠密，但这里仍保留着陈妃水冢、十里长桥、古井水亭等值得一看的旧迹。 大巴车沿着同里湖南岸的松厍公路向东开，到了苏同黎公路左拐向北走两公里再转松周公路。十来分钟就到了同里肖甸湖森林公园；再往东走就是荡东（澄湖以东与同里接壤的地方）。车窗外忽然出现了一根高耸的大烟囱——这就到了锦溪轮窑厂。 轮窑厂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在太湖捕鱼的刘宝龙被派到花泾港轮窑厂（姚家庄港南边）去做工。于是他们把船棚上的渔具收拾起来划船上岸，全家都住进了镇子上。湖滨轮窑厂有几十号工人干活。刘宝龙“张丝网、丢花篮、摸鱼、照汽油灯”，甚至还用排铳打野鸭都很在行；不过他还是得从头学轧坯、运砖和搬柴火。 他保持着吃苦耐劳的本色，很快就当上了装配组长。我姐姐当时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她把大女儿送到婆婆家读书照顾；三个小的就一直带在身边。 从清树湾摆渡过来上班的老胡哄孩子有一套：从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他们吃；再教孩子从自家米袋里抓一把米去喂鸡和麻雀。有一天老胡把一包火柴掉在了坯基上就走开了。 外甥捡到了火柴“噗”地点燃后随手扔了出去——正好落在稻草堆上。火苗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把草堆烧着了。外甥带着双胞胎连滚带爬地跑开了；老胡飞奔过来救火却被热浪逼得退了回去。 厂里的大喇叭喊起来救火；窑工们拿着水桶脸盆冲向河里；一瓢瓢水浇下去把火头给压下去了。 稻草堆烧光后幸好领导没有追究责任；小孩子闯祸竟然得到了原谅。 那个时候泥河港附近的农家大多住的是三开间一折转的平房：泥坯墙和茅草屋是渔民住的；破旧的小屋里住的是内河船民；而“砖墙瓦屋”就算是很好的人家了。 即便如此水乡的房屋也还是朝南临河、靠着竹林建造起来的。 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一座土窑。浩浪村的土窑建在时介港南边的滩地上；烧窑的时候黑烟冲天弥漫；过几天就变成了白烟然后熄火放水闷窑；等到余热散尽就能打开窑门卸下砖瓦了。 土窑烧出来的砖瓦是墨黑色的质地比较粗糙。我上中学的时候同里中学西侧也散落着几座土窑。 老百姓一天的工钱只有几毛钱；他们就用稻草去换砖：一船稻柴能换一千块砖；七百斤菜桔也能换同样数量的砖。 盖一幢“三斗一扁”的三开间楼房需要四五万块砖和万把张瓦；往往要攒上七八年才能攒够钱盖房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同里镇有两座轮窑厂：一座在镇西长纤路道士桥堍名叫“同里轮窑厂”；一座在屯村社区叫做“屯村砖瓦厂”。 这个地方被称为“金砖之乡”——祝甸 以上就是这段关于烟囱下瓦韵的江南轮窑厂兴衰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