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展，跨境人员往来、贸易投资和数据流动更为频繁，涉外刑事犯罪与涉外民商事纠纷呈现数量增加、类型多样、链条拉长等新特点。同时，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制裁，甚至以“长臂管辖”向企业施压，对国际经贸秩序以及我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造成直接影响。如何以法治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既依法惩治涉外犯罪，又有效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海外利益，成为司法机关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原因——从司法需求看，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带动跨境合同、航运保险、知识产权等纠纷高发；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了案件专业化程度，取证、送达、执行等环节更依赖国际协作与规则衔接。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部分域外不当措施经由金融、航运、供应链传导，容易引发合同履行受阻、保函索兑争议等连锁风险。多重因素叠加，使涉外司法既面临“案件增量”，也面临“风险变量”。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涉外刑事犯罪5.5万人，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254件，发出依法严惩跨境犯罪、提升国际执法司法协作效能的明确信号。报告还提出，围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组织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检察机关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建设，共同推进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涉及工作，并加强海外利益司法保护，依法维护中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十四五”时期各地法院共审结涉外案件15.9万件，较“十三五”增长66%。其中，知识产权、海事案件分别达4.9万件、1.2万件，反映创新活动与国际航运贸易活跃带来的司法需求增加。报告强调坚定维护中国司法主权，贯彻反外国制裁法，依法反制非法制裁和“长臂管辖”，并通过典型个案明确规则导向：如某外国公司以中国企业受制裁为由拒签提单，法院依申请出具强制令责令交付提单并判令赔偿损失；又如中国企业境外承建项目验收后，外国业主滥用索兑权要求支付保函款项，北京法院依申请裁定中止支付，依法阻止商业风险向中方企业转嫁。相关做法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维护交易安全，提升各方对中国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信任。对策——面向新形势，两高报告释放的政策取向更为明确：一是坚持依法惩治与源头治理并重，完善涉外犯罪打击与追诉机制，提升跨境证据审查、追赃挽损能力；二是加强开放平台的法治供给，围绕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在法治框架内推动规则对接和制度创新；三是提升涉外审判与执行效能，完善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专业化审判体系，推动多元解纷与国际商事规则有效衔接；四是健全反制裁与反“长臂管辖”司法应对，依法运用保全、强制令等措施，为企业国际交易提供可预期的救济路径；五是做实海外利益司法保护，引导“走出去”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完善合同条款与风险预案，加强对制裁合规、担保工具、争议解决条款的前置评估。前景——随着制度型开放更推进，涉外案件预计仍将保持一定增长。知识产权保护、海事争议解决、跨境投资与供应链风险等领域，将成为司法供给的重点方向。通过持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国际司法协作、依法加大对不当域外措施的反制力度，我国司法机关将更好起到稳预期、促公平、护安全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更有力的法治支撑，也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更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涉外司法工作的实践表明，法治既是重要的营商环境基础，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面向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将继续依法行使司法权，坚定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依法反制各种非法干涉；同时强化海外利益司法保护，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