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城市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快速发展的同时，劳动关系边界不清、合同签订不规范、休息休假难落实、社保缴费争议以及平台用工责任分担不明等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从业者遇到纠纷时面临取证困难、维权渠道分散、时间成本较高等现实障碍，权益保障水平与行业发展速度仍不匹配。 原因——一上，平台经济以灵活用工为主要特征，岗位组织方式与传统劳动用工差异明显，使劳动关系认定、薪酬结算、工时管理等环节更容易出现模糊地带。另一方面，行业参与主体多、链条长，平台企业、合作商、劳务公司及个体从业者之间权责关系复杂，单一部门或单一机制难以覆盖全流程。同时，部分新业态聚集区用工需求旺盛、人员流动频繁，也增加了监管和服务触达的难度。 影响——如果权益保障不到位，短期内可能导致劳动争议增多、行业信任下降、从业稳定性走弱，进而影响即时配送、出行、物流等公共服务效率；长期看，用工风险还可能外溢到企业经营与社会治理层面，形成“个案反复、投诉集中、难以根治”的循环。因此，推动从“解决一事”向“规范一行”转变，成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路径。 对策——针对上述特点，广州市总工会以“一函两书”制度为抓手，探索“全链条、多部门、智能化、精准化、一站式”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路径，推动风险提示、协商沟通、纠纷调解与法律服务有效衔接。 其一，夯实行业前哨，提升协商与预警能力。广州市推动重点新业态领域成立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以行业工联会作为监督触角和协商平台，围绕行业共性焦点、难点问题发布提示函和法律监督意见，推动企业规范用工安排、提前化解矛盾。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区级以上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40余家，吸纳会员约35万人。以网约配送行业为例，针对外卖骑手休息休假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行业工联会向涉及的企业发出休息休假提示函，推动平台与用工主体制度层面回应诉求，减少“事后补救”。 其二，强化跨部门协同，形成“监督+处置”的合力机制。广州市总工会与税务部门健全社保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白云区设立“税务+工会”工作站，将“一函两书”监督与社保争议处置衔接起来。争议发生后，形成“快速响应—联合调查—发函提示—协商调解—依法维权”的闭环流程，提高处置效率，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同时，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推动行业规范建设，指导网约车行业协会与行业工联会发布行业自律公约及租赁合同范本，以制度化文本引导平台企业与经营主体明确权责边界，推动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落地。 其三，借力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可及性与监督覆盖面。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在路上、时间不固定、诉求随时发生”的特点，广州市在劳动者集聚区域建设“智能化+自助式”24小时工会驿站，投放智能终端，为夜班骑手等群体提供随时可用的法律咨询服务，实现“随时问、及时答”。在货运领域，行业工联会开发微信小程序，提供劳动法规查询、劳动风险提示、工会律师链接与合规用工培训等功能，既服务劳动者，也为企业合规提供工具，推动治理端口前移。在网约车领域，行业协会和工联会设立矛盾调解快速通道便民热线，及时收集诉求、跟踪行业动态、推动协商化解。相关热线开通以来受理工单近1.3万件、办结率达99%，逐步形成从意见收集、法律服务到用工监督的完整链条。 其四，坚持“办结一案、规范一片”，推动行业治理效果可量化。广州市将个案处置与行业整改相结合，把监督提示延伸至新业态聚集区的用工规范。以白云区大源街道电商直播企业集聚区为例，针对“不签合同、报酬不明”等问题，工会发出行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推动企业完善合同管理与薪酬支付规则。一年后，该区域劳动纠纷数量同比下降3.92%，从业者签约率明显提升，体现出从源头减少争议的治理成效。 前景——从实践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正由“单点维权”走向“系统治理”。下一步，随着行业工会组织覆盖深入扩大、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机制更加顺畅，叠加智能终端、热线、小程序等工具持续迭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望在三上得到提升：一是风险提示更早、更准，纠纷更容易在萌芽阶段化解；二是规则更清晰、文本更规范，行业用工边界逐步明晰；三是服务更便捷、成本更低，让更多劳动者敢维权、会维权、能维权。同时也要看到，新业态持续演进带来新的用工形态与权益诉求，仍需在制度供给、行业自律与公共服务之间形成更稳定的协同机制，推动治理方式不断适配新变化。
广州市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上的探索，说明了工会组织对新情况的主动回应。通过建立行业工联会、推行“一函两书”制度、推进跨部门协同、完善智能化服务等举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个案处理延伸到行业规范，从线下服务拓展到智能便民。这些做法为约35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了权益保障网络，也为各地工会在新业态领域开展权益维护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随着有关机制深入完善并推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望持续提升，助力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