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纠纷类型多、链条长，司法资源面临“量大面广”的现实压力。
雍熙人民法庭辖雍熙、文昌两个街道，受旧城改造、新城建设、人口流动和交易活动增多等因素影响，交通事故赔偿、买卖合同、金融借贷等案件较为集中。
一些纠纷往往牵涉继承、债务清偿、安置分配等多个法律关系，事实认定与利益平衡难度较高。
与此同时，法庭审判力量有限，传统“立案—开庭—判决”的末端治理模式在成本、周期与社会效果上都面临考验，群众对便捷高效解纷的期待不断提升。
原因——纠纷结构变化与治理需求升级叠加，推动解纷机制向“源头防控、前端化解”转型。
一方面，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带来利益格局调整，合同履行、金融借贷、物业服务等纠纷更具同质性与群体性，一旦处置不及时，容易形成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基层群众在法律认知、维权能力与成本承受方面存在差异，部分当事人“讲情说理”多、“依法表达”少，导致矛盾情绪叠加。
加之村寨地区获取专业法律服务不便，传统诉讼路径容易产生“跑腿多、耗时长、花费高”的诉累，客观上要求法庭把更多工作做在诉前、做在一线。
影响——以调解为牵引的多元解纷，既提升办案质效，也促进社会关系修复与治理协同。
雍熙人民法庭坚持“能调则调、调判结合”，对有调解意愿的案件先行组织调解，推动矛盾在诉前或诉中实质性化解。
据介绍，2025年该法庭结案1003件，调解结案占比超过58%。
在一起交通事故死亡赔偿诉讼中，案件牵涉继承分配与多家银行贷款清偿等问题。
承办法官引入毕节市银行业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力量，调解员在核查债务范围后，联动相关金融机构一并协商处置，实现借款纠纷“打包化解”，并同步推动继承份额合理划分，既保障金融债权依法清偿，也最大限度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
对拆迁安置、物业服务、土地征收等同类纠纷，法庭在审理中注重“首案示范”和“一揽子解纷”思路，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力争把矛盾消弭在升级为批量诉讼之前。
数据显示，2025年法庭与有关部门联动解纷86件，体现出司法与行政、行业组织协同治理的综合效应。
对策——构建分级分层的前端解纷框架，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雍熙人民法庭与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及基层调解组织形成联动机制，搭建“社区—街道—法庭”递进式调解架构：社区内部纠纷由社区优先调解，不同社区之间纠纷上升至街道层面，不同街道之间纠纷由驻庭调解力量组织协调；法庭干警全过程指导，调解不成再依法审理，确保程序顺畅、权利救济到位。
为提升信息收集与快速响应能力，法庭聘请26名社区干部担任司法联络员，形成诉求收集、分流处置、反馈回访的闭环机制。
2025年11月，四川10名债权人与贵州某矿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中，考虑当事人数量多、跨省往返成本高、标的额较大且双方同乡，法庭启动调解程序，由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展多轮协商，将事实查明、法治释明与情绪疏导相结合，当日促成调解协议，既减少诉讼成本，也避免矛盾激化扩散。
前景——司法服务继续向基层延伸，将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支撑。
面向村寨地区“遇纠纷不易说清、请律师成本较高”的现实，雍熙人民法庭推动“嵌入式”司法服务，强调行动不便的上门办、见面不便的线上办，推动巡回审判、就地调解常态化，形成“案件跟着需求走、服务跟着群众走”的工作导向。
在一起不当得利纠纷中，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等核心关切，调解人员组织当事人及寨老等共同参与，在法律释明与情理沟通基础上达成方案，将相关赔偿资金用于购置房产并登记在孩子名下，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近年来，法庭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等活动，实地指导人民调解、开展企业座谈、参与基层议事并提供法律咨询，通过把“审判职能”与“治理功能”有机衔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走深走实。
随着诉源治理理念进一步落地，基层法庭在联动机制、专业调解、数字化便民与典型案例引领方面仍有拓展空间，有望更有效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纠纷。
雍熙法庭的实践印证了"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的治理智慧。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将法治力量与乡土智慧相结合、把司法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的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勾勒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图景，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