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关于铭文的源头和箴戒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刘勰在《铭箴》中提到黄帝曾把劝诫刻在车厢和几案上，大禹也把规劝写在乐器的支架上。这两句话就像是打开中国最早铭文时代的大门。铭文的作用就是承载道德理念，通过器物传达警示的话语。商汤把“日新”的教诲写在盘盂上，周武王给坐席题下“必诫”的警言。周公给金人背示“慎言”，孔子见到欹器时脸色变得庄重起来。这些都是前代圣贤鉴戒的例子。 刘勰为铭文定下了三条铁律。天子需要立下功德才能拥有九鼎和楛矢，诸侯需要计算战功才能得到昆吾铜与庸器。大夫则通过景钟、卫鼎来宣扬自己的勇武与功绩。臧武仲曾经说过：“名器也是需要仔细使用的。”器物之名一旦确定，德行就被锁进铜水与石纹之中了。 一些古代君王和臣子在生前就获得了夸诞之辞的待遇，例如飞廉获得了石棺之锡，灵公被谥为夺里。赵武灵王在番吾山刻下自己的足迹，秦昭王则把下棋场景搬上了华山。这些炫耀的言辞让铭文从劝诫变成了夸耀。刘勰指出如果脱离了“慎德”的核心，再华丽的文辞也只能令人觉得可笑。 秦始皇虽然暴政却留下了《勒岳》这样温润的文字，班固《燕然山铭》、张昶《华山堂阙碑》等作品也盛极一时。但蔡邕把典谟语言塞进兵器里写桥玄黄钺又写成碑文时，就犯了文体越界的错误。刘勰提醒说文体有别，如果越界了再高的才华也会打折。 冯衍模仿周武王铭却事非其物，崔骃称赞多戒少。李尤辞句破碎、意义贫乏还把蓍龟写进博弈里、秤斛塞进杵臼中。 刘勰连用五个排比反问：“连器物名分都搞错了怎么能通达事理呢？”曹丕为九宝作铭虽然宝利辞钝；而张载《剑阁铭》却“才清采”。 刘勰通过对比说明铭文应该弘润清丽才能远传。岷山汉水之间的剑阁因张载之铭而传世；九宝虽贵却因文字平庸被遗忘。 箴就像是医针一样直指患部。夏商时期有残句留存下来，周辛甲的百官箴却遗失了很多，《虞箴》独备。春秋时晋魏绛借后羿讽刺国君、楚庄王以“勤”训民。 战国时期放弃德行追求战功之后箴几乎灭绝了。扬雄稽古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崔胡补充了《百官箴》，才让针线重新缝住风化裂口。 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潘尼《乘舆》都“文多事寡”“义正体芜”。 王朗为头巾、鞋子写箴虽然戒慎却离题万里；水火井灶等琐事堆砌成章后志趣已经偏了。 铭文是官场朗声诵读的防过之针，箴是静卧器表的褒赞之辞。两者都有警戒作用却一个动一个静。 刘勰把希望留给秉文君子：酌其远大才可以传承贞厉精神。 训言应该刻在心里而不是照在水面上；义典则弘而文约为美才能成为不朽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