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美国特殊教育长期由各州各自管理，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缺少统一保障。1965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首次将联邦资金引入特殊教育领域；1970年《残疾人教育法案》及其修正案初步建立评估框架。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法律支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服务质量不一等问题仍较突出。这个时期的探索虽未形成全国统一制度，却为后续立法积累了经验。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P.L. 94-142），成为美国特殊教育的重要转折点。该法以联邦法律确立两项核心原则：一是“零拒绝”，要求公立学校不得拒收任何残疾儿童；二是强制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依据学生需求制定教学方案。法律实施首年，全国特殊教育在校生数量增长30%，标准化评估体系与家长参与机制的建立也推动了教育质量提升。分析人士认为，该法不仅补上关键法律缺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残疾人权利认识的明显变化。此后30年间，有关法律经历五次重要修订，不断扩展适用范围并完善制度设计。1986年《障碍婴幼儿法》将服务对象年龄下限延伸至出生，强调早期干预；1990年修订案将“残疾”表述调整为“障碍”，以减少标签化；1997年修正案要求IEP纳入学生参与普通课程的评估，推动特殊教育与主流教育衔接；2004年《障碍者教育促进法》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特殊教育教师资质标准，并建立“过度鉴定”防范机制，减少将行为差异误判为障碍的情况。当前，美国特殊教育法已形成覆盖评估、教学、师资与家庭协作的完整体系。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接受特殊教育的6—21岁学生超过700万，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14%。不过，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少数族裔学生被过度纳入特殊教育的现象仍存在，“最少限制环境”原则在乡村地区落实不足。专家认为，未来立法可能需要更关注文化适应性评估工具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技术的应用。
回顾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半个世纪的演进，可以看到一条主线：用法律明确权利——用程序落实责任——并通过修订应对新风险与新需求。特殊教育的现代化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也取决于制度能否在公平与质量之间形成可持续的平衡。如何让每一名儿童在差异中获得支持，并在共同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发展机会，仍是各国教育治理需要长期回应的课题。